《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改编.docxVIP

《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改编

引言

中国古典戏剧《赵氏孤儿》（全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杂剧的经典之作，讲述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家族遭奸臣陷害灭门，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舍生取义，保护赵氏孤儿赵武最终复仇的故事。其核心主题“忠义”与“牺牲”跨越时空，自18世纪传入欧洲后，引发了多代剧作家、艺术家的改编热情。这些改编不仅是对原剧的再创作，更是欧洲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思潮的镜像——从启蒙思想家借其宣扬理性与道德，到浪漫主义者聚焦人性情感，再到当代创作者探索跨文化对话，《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改编史，本质上是一部东方故事与西方文明的互动史。

一、早期传播与启蒙时期的改编：从文本译介到思想载体

《赵氏孤儿》的欧洲之旅始于18世纪初的文本译介。这一时期，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前夜，对东方文明的好奇与借鉴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议题。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Henri-MariedePrémare）的拉丁文译本《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1年刊行）是关键起点，随后英、德、俄等语言的节译或概述本相继出现，为欧洲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戏剧与伦理的窗口。

（一）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启蒙理性的东方注脚

在众多早期改编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55年首演）最具代表性。伏尔泰并未直接复制原剧的复仇主线，而是进行了三重改写：其一，将时间背景从春秋移至宋元之际，引入成吉思汗作为关键角色；其二，弱化“复仇”的血腥性，强化“文明教化”的主题——剧中程婴（改名为“尚德”）以保存宋国文化典籍为使命，用“礼义”感化原本嗜杀的成吉思汗；其三，调整人物关系，增加了“伊达梅”这一女性角色（原剧中无对应人物），她既是尚德的妻子，也是成吉思汗的旧爱，通过情感纠葛推动冲突。

这种改编的深层动机，是伏尔泰借东方故事宣扬启蒙思想。在他看来，《赵氏孤儿》中的“忠义”与“牺牲”可作为批判欧洲封建专制的武器，而成吉思汗被“文明”感化的情节，则隐喻了理性对野蛮的胜利。正如他在剧本序言中所言：“我试图用一个中国故事证明，礼义与道德比武力更有力量。”这种对原剧的“误读”恰恰反映了启蒙时期欧洲对东方的想象——将中国视为“道德理想国”，以服务于自身的思想革新。

（二）早期改编的局限与意义

这一时期的改编虽因文化隔阂存在误译与简化（如忽略原剧中“因果报应”的宗教元素，弱化赵武复仇的具体过程），但意义深远。首先，它推动了中国戏剧首次以完整文本形式进入欧洲主流文化视野，《中国孤儿》在巴黎、伦敦等地的演出引发了“中国热”，当时的《法兰西信使报》评价其“比希腊悲剧更能震撼人心”；其次，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跨文化论证的素材，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引用《赵氏孤儿》讨论“东方伦理的集体主义特征”；最后，它奠定了欧洲对中国戏剧“道德教化”功能的认知基调，这种认知影响了后续百年的改编方向。

二、浪漫主义时期的再创作：从道德叙事到人性探索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兴起，文学艺术从“理性至上”转向“情感至上”。《赵氏孤儿》的改编也随之发生转变——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借东方故事宣扬抽象理念，而是试图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冲突，赋予角色更复杂的人性维度。

（一）德国剧作家的“情感化”改编：以科策布为例

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vonKotzebue）的《中国孤儿》（1791年）是这一转向的典型。与伏尔泰版本相比，科策布更注重“牺牲”的情感重量：他强化了程婴与妻子的矛盾——妻子因失去亲生儿子而崩溃，甚至一度质疑“忠义”的价值；同时，赵武作为“孤儿”的身份焦虑被放大，他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陷入“复仇”与“仁慈”的挣扎。剧中有一段经典对白：“我是赵氏的血脉，还是程家的骨肉？刀可以斩断仇恨，但斩不断养育之恩。”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探讨，正是浪漫主义“个体价值”的体现。

科策布的改编在德国引发热烈反响，柏林国家剧院连续上演23场，观众评论称“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中国故事，而是每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的情感困境”。这种转变背后，是浪漫主义对“普世人性”的追求——创作者相信，无论文化差异多大，人类对亲情、痛苦、身份的感受是共通的。

（二）英国舞台的“本土化”尝试：家庭伦理的放大

同一时期，英国剧作家也在进行本土化改编。例如，匿名作者的《赵氏孤儿：一个中国悲剧》（1802年伦敦首演）将背景移至“虚构的东方王国”，但核心情节聚焦于“家庭”：程婴被塑造成“平凡父亲”，他救孤儿不仅出于忠义，更因“无法看着另一个父亲失去孩子”；公孙杵臼的牺牲被赋予“替子赎罪”的动机（他曾因自私导致亲子早夭）。这种改编将原剧的“家国大义”缩小为“家庭伦理”，更符合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家庭是社会基石”的主流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改编虽强调情感，但并未完全脱离启蒙遗产。例如，科策布在强化情感冲突的同时，仍保留了“善有善报”的结局（赵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