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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府兵制衰落原因

引言

府兵制作为唐代前期最重要的军事制度，自西魏北周发端，经隋代发展，至唐太宗时期臻于完善，形成“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独特体系。这一制度下，士兵平时耕作、战时出征，既保证了国家兵源，又减轻了财政负担，成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重要军事支撑。然而，自唐高宗后期起，府兵制渐露疲态；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府兵番上宿卫者已“逃亡略尽”，最终被募兵制取代。其衰落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基础动摇、军事需求变化、制度设计缺陷与社会观念转变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四个维度逐层剖析这一历史进程。

一、经济基础的动摇：均田制崩溃与土地兼并的冲击

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其运行依赖两个关键经济条件：一是士兵通过均田制获得土地，二是士兵家庭承担兵役的同时能维持基本生计。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而这一经济基础的崩塌，成为府兵制衰落的根本诱因。

（一）均田制的瓦解：授田不足与负担失衡

均田制是府兵制的经济根基。按制度设计，府兵需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平时耕作自给，战时自备武器粮食出征。但自唐高宗时期起，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一方面，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可分配土地锐减。隋末战乱后，全国人口不足300万户，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突破800万户，人均占田从隋初的百亩降至不足30亩。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公田不断减少——官僚贵族通过“请射”“借荒”等名义侵占公田，寺院、豪强通过“置牧”“营庄”扩张私田，政府实际可用于授田的土地日益匮乏。

授田不足直接导致府兵家庭经济状况恶化。按《唐律》规定，府兵需承担“番上”（轮流到京师或边疆服役）、“征行”（参与大规模战争）两类义务，每次服役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若家中授田不足，仅靠家属耕作难以维持生计。史载高宗时期已有府兵“多无好马，取驴乘行”，至武则天时更出现“老小弱疾，不堪征役”的情况，反映出府兵因经济困顿无法保证基本装备与体力。

（二）土地兼并的加剧：从“占田过限”到“富者田连阡陌”

土地兼并是均田制瓦解的直接推手，更是府兵制衰落的加速器。唐代前期虽有“占田过限”的法律限制（《田令》规定贵族最多占田百顷，平民占田不得过百亩），但实际执行中，官僚地主通过“籍外占田”“典贴”“质举”等手段不断扩张土地。例如，高宗时宰相李义府“逼买人地”，中宗时安乐公主“夺民田作定昆池”，此类记载史不绝书。

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客户”（无地佃农）或“逃户”（流亡人口）。而府兵的主要来源正是自耕农阶层，当这一阶层因土地流失而萎缩时，府兵的兵源基础自然动摇。据《通典》记载，开元九年（约721年）朝廷括检逃户，仅河南道就查出80余万逃户，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是府兵或其家属。失去土地的农民既无力承担兵役，又不愿为无地之身继续服役，府兵制的兵源供给链至此断裂。

二、军事形态的演变：战争模式转型与驻防需求的激增

府兵制的设计初衷是应对“农闲出征、农忙归田”的短期战争，但唐代中后期战争形态的两大变化——边疆战争常态化与骑兵主导地位的确立，使其逐渐失去适应性。

（一）边疆战争的常态化：从“临时征发”到“长期驻防”

唐初的对外战争多为防御性、季节性的。例如对突厥的战争集中在秋冬草枯马瘦时，士兵可在农闲时出征，战后迅速归田。但自高宗时期起，唐朝与吐蕃、契丹、突厥的冲突持续升级，战争从“间歇性”转为“常态化”。例如，对吐蕃的战争贯穿高宗至武宗时期，安西四镇几度得失；对契丹的战争在武则天时期形成“平卢、范阳、河东”三大边镇。

常态化战争要求军队长期驻防边疆，而府兵制的“番上”制度（每三年或两年一轮换）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以安西都护府为例，士兵从内地赴西域需跋涉数千里，单程耗时数月，若按番上制度轮换，仅路途消耗的时间与物资就远超实际驻防效益。史载玄宗时期，“山东（崤山以东）戍卒还者十无二三”，可见长期驻防已导致府兵逃亡率激增，制度设计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二）骑兵的崛起：府兵“步骑混编”的局限性

唐初军队以步骑混编为主，府兵中骑兵比例约占20%，主要依赖战马由国家配给（《军防令》规定“十人为火，火有六驮马”）。但随着与突厥、吐蕃等游牧政权的战争常态化，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优势愈发凸显，唐朝逐渐转向以骑兵为核心的军事体系。例如，玄宗时期的“彍骑”（中央禁军）与边镇的“健儿”（长期职业兵）多为骑兵，战马需求从“每火六匹”增至“每兵一匹”。

府兵制在骑兵化转型中暴露严重缺陷：其一，府兵的战马需部分自备，而自耕农因土地兼并无力负担马价（唐初马价约3000钱，相当于中等农户两年收入）；其二，骑兵需要长期专业训练，而府兵“农闲训练”的模式无法培养出熟练的骑兵；其三，骑兵的装备（马铠、长槊、横刀）成本远高于步兵，府兵家庭难以承担。至开元年间，边镇骑兵已基本由募兵组成，府兵仅能承担后勤或辅助任务，其军事价值大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