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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里哀是喜剧艺术

喜剧从一诞生就被贬为劣于悲剧的文学形式，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莫里哀的出现，喜剧的地位才被抬高到了一个空前的地位。在悲剧备受推崇的传承观念下，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被奉为当时成就最高的作品，甚至有言“欧洲整个18世纪的喜剧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无可置疑，莫里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喜剧家。

一、“喜剧性”在新古典主义之前的呈现

古希腊喜剧从民间的祭仪和滑稽戏演变而成，因此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到台词、动作，都非常夸张、滑稽，甚至有些荒诞、粗俗，这也就奠定了喜剧自诞生就带有的主要基调——滑稽，也因此喜剧落了个“俗文学”的口碑。喜剧到了莎士比亚时期，这种浪漫主义的“喜剧性”得到了明显的传承，而阿里斯多芬喜剧中呈现的现实主义严肃性已分流到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去表现了。《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这四大喜剧其基本主题是歌颂爱情和友谊，主要描写的是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自由，与封建意识、封建顽固势力和各种自私欺骗行为所进行的斗争。莎剧中的“四大喜剧”把具有浓厚幻想浪漫色彩的“喜剧性”发挥到了极致，都是一些让人心醉的抒情性浪漫喜剧。

二、莫里哀对传统“喜剧性”的突破

如果说莎士比亚时期的喜剧还只是人们茶余饭后娱乐消遣的料子，那么喜剧到了莫里哀时期，获得了同悲剧几乎相等的地位。莫里哀的喜剧作品获得了以往和同时代任何一部戏剧作品都未曾有过的历史地位和经久不衰的审美价值。后世西方的喜剧创作，事实上更多效法的是莫里哀，却不是莎士比亚。因为莎翁的喜剧与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乐观的精神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而那氛围已是不可重复的。

莫里哀时期的“喜剧性”可以被译为“批判性和突破性”，《伪君子》（LeTartuffe；1664)的上演经历了近五年的曲折斗争，却磨砺出思想和艺术上的精品。以莫里哀的代表作《伪君子》为例来简要说明一下莫里哀的艺术创作成就。

首先，剧作具有严肃的主题，鲜明的批判性。前人在创作喜剧作品时，对社会弊病的态度是隐晦的或者说是较温和的，包括莎士比亚在内。莫里哀对喜剧功能的认识大大高于前人和同时代人。他指出：“喜剧的责任既是在娱乐中改正人们的弊病，我认为执行这个任务最好莫过于通过令人发笑的描绘，抨击本世纪的恶习。”这是莫里哀的基本创作纲领。他在《伪君子》的序中反复强调喜剧的讽刺功能：“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面面俱到，也往往不及讽刺有力；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打击。”这种认识无疑突破了旧喜剧的内容，使他敢于接触别人望而生畏的题材。莫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勃兴、封建统治日趋衰亡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同情劳动人民，笔锋所向，揭露的是昏庸腐朽的贵族，坑蒙拐骗的僧侣，无病呻吟的地主，冒充博学的“才子”，还有靠剥削起家而力图“风雅”的资产者，利欲熏心、一毛不拔的高利贷者……他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在《伪君子》中，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伪善本性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同时批判资产阶级目光浅陋，以致为宗教骗子所利用。

其次，剧作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莫里哀在三幕散文剧《司卡班的诡计》（1671）中塑造了机智和逾越了等级观念的仆人形象。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洛批评莫里哀在这部剧本中作了“人民的朋友”，而这正是莫里哀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常常是那些被嘲讽的仆人、佃户、工匠，这些人总是以高妙的手段使对方当场现形，让剥削者在观众的笑声中受到批判。他对大贵族作了无情抨击，敢于运用喜剧这一惯常是讽刺小人物的形式来嘲笑贵族阶级的大人物。他把侯爵作为“今日喜剧的取笑对象”，不管他们“地位有多高”，也要向他们开火。他讽刺贵族沙龙的典雅风气，揭露贵族糜烂堕落的生活，还刻画了没落贵族和中小贵族的种种丑相。他对下层人物的描绘没有偏见。莫里哀描写过仆人、厨师、农民、穷人，尤其是仆人，如《伪君子》中的桃丽娜、《吝啬鬼》中的雅克师傅、《贵人迷》中的妮考耳、《女博士》中的马丁娜、《没病找病》中的唐乃特等，他们头脑清醒、性格开朗、言语锋利、大胆泼辣，富有反抗意识，其精神境界往往高于他们的主人，这些形象比旧喜剧的仆人更有生气。

莫里哀的不少喜剧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它们适应了当时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为了巩固王权，君主要兼顾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权益，事实上，莫里哀成为艺术与王权结合的代言人之一。无论莫里哀一生如何仓皇，路易十四这个名字却不能忘却，正是他的庇护，才有了莫里哀的著作成果和身后的荣耀。在《伪君子》喜剧的结局是仰仗于国王的英明，恶人受到惩罚，奥尔恭受到恩赦。这个收场来得突然，剧情发展的内在因素不可能产生这种转悲为喜的收尾。但是，社会现实本身缺少解救奥尔恭的根据，莫里哀不得不求助于国王的力量。这也体现了作家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