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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纠纷确权案例剖析

引言

土地作为农民的“命根子”，既是基本生产资料，也是重要财产权益的载体。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土地价值显化以及人口流动加剧，土地权属争议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高发领域。土地确权作为明确产权、定分止争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农民财产权益保障和乡村社会稳定。本文通过梳理常见纠纷类型、剖析典型案例、总结确权难点，试图为解决土地权属争议提供实践参考，助力乡村治理体系完善。

一、土地纠纷确权的常见类型与成因

土地纠纷确权的复杂性，根源在于土地权属关系的历史延续性、政策变动性和利益多元性。从实践来看，纠纷类型可归纳为四大类，每类背后均有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与矛盾触发点。

（一）权属不清引发的原始争议

这类纠纷多源于土地初始权属登记不完善或历史分割不明确。例如，某村张、李两户争议的“村东头2亩地”，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因分地小组仅口头约定“以老槐树为界”，未留存书面记录。随着老槐树枯死、地貌变迁，两户对边界产生分歧。类似情况在山区、丘陵地带尤为突出，因地形复杂、地块分散，早期登记多依赖“四至描述”（东抵山梁、西至水渠等），而自然标志物易灭失，导致权属边界模糊。

（二）历史政策调整遗留的矛盾

我国土地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二轮延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不同时期政策衔接不畅易引发争议。某县曾在1990年代因修建水库征用部分土地，为补偿村民，将邻村未承包的“荒坡地”划分给被征户。但当时仅开具“口头承诺”，未办理正式权属登记。近年来，随着荒坡地因开发升值，原村集体以“土地属村集体所有”为由要求收回，被征户则凭“历史补偿约定”主张权利，双方矛盾激化。

（三）土地流转引发的权属争议

随着土地规模化经营推进，流转（转包、出租、入股等）成为常见现象，但不规范操作埋下隐患。典型如王某将承包地“转包”给同村李某，口头约定“种到我儿子结婚就收回”。10年后王某儿子结婚，要求李某返还土地，李某却以“当时说的是‘长期转包’”为由拒绝。因无书面合同，双方对“转包期限”各执一词。更复杂的情况是，李某在转包期间对土地进行改良（如修建灌溉设施），要求王某补偿投入，进一步加剧矛盾。

（四）征收补偿分配引发的权益争议

土地征收时，补偿款分配常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不清引发纠纷。例如外嫁女张某，婚后户口未迁出原村，也未在夫家取得承包地，但原村以“嫁出去的女儿不参与分配”为由，拒绝向其发放征收补偿款。类似情况还包括“入赘女婿”“超生子女”“返乡落户人员”等特殊群体的资格认定，因缺乏统一标准，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冲突时，争议难以调和。

二、土地确权的核心难点与实践挑战

土地纠纷确权并非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需要平衡历史与现实、法律与情理、个体权益与集体利益。实践中，以下难点常导致确权进程受阻。

（一）证据缺失与事实认定困难

土地权属的确定高度依赖证据，但农村土地交易、分割多依赖口头协议、证人证言，书面凭证（如承包合同、权属证书）缺失或记载模糊的情况普遍存在。例如某村两户争议的“祖宅宅基地”，一方持有1950年代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已失效），另一方主张“1980年村集体已重新分配”，但无相关会议记录或分配文件。此时，若仅依赖书面证据，事实难以查清；若过度依赖证人证言，又可能因证人年龄大、记忆模糊或存在利害关系，导致证据效力不足。

（二）政策衔接与法律适用冲突

我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与政策（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三权分置”）在具体执行中可能产生矛盾。例如，某村因人口变动，部分村民要求按现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但二轮延包政策明确“稳定承包关系”，法律也规定“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此时，村集体若强行调整，可能违反法律；若拒绝调整，又可能引发多数村民不满。此外，不同部门（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司法）对同一问题的认定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增加确权难度。

（三）村民自治与法律权威的张力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集体“自我管理”权限，但部分村规民约与法律抵触。例如某村规定“离婚女性必须将承包地交回集体”，而《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承包期内，妇女离婚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当村民依据村规主张权利，而另一方依据法律抗辩时，确权机构需在尊重村民自治与维护法律权威间寻找平衡：若完全否定村规，可能引发村民对立；若认可违法村规，又会损害法律尊严。

（四）利益主体多元与诉求分化

土地价值提升（如征收补偿、流转收益）使权属争议背后的利益链条延长，涉及承包户、流转方、村集体、第三方经营者等多方主体。例如，承包户将土地转包给企业发展农业园区，企业又将部分土地转租给种植户。若承包户与村集体因权属争议要求收回土地，企业和种植户的投入（如设施建设、种苗采购）可能受损，三方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