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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不见的女性”到“看得见的女性”

巴黎奥运会的落幕展现了荟萃的女性力量，从革命时期的秋瑾到新时代的杰出女性，如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教育改革者张桂梅、扶贫英雄黄文秀、外交官华春莹、奥运冠军等千千万万的女性，她们有的在技术上攻坚克难，有的在教育和扶贫上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的风范。在技术之外更克服了世间对女性的偏见，生而为女，她们是玫瑰也是钢铁。

同时，陈朗为亡夫所作的悼文引起全网热议。曾几何时，男性创作者背后默默支持他们事业发展的妻子往往被人忽视，女性被限制在私人空间中。现在女性拥有更多发声渠道，在公共领域大放异彩，那些“男人背后的女性”开始被看见。当女性获得外界的积极反馈并内心认可自己的才华时，便会出现两方面的挣扎和竞争：一方面是务实需求和琐碎家务，另一方面是事业上的野心勃勃。萨特说他“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宁可去咖啡馆写作”，而伍尔夫提出“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概念，以及“婴儿车进进出出”都是母职与社会身份两头兼顾身心俱疲的写照。母亲或者妻子的责任，会极大地影响甚至于阻碍作为女性创作者的自由，仅仅是存在的“走廊里的婴儿车”已经致使女性进退两难。男性只需关上通向走廊的门即可摆脱这种困境，然而女性自然孕育着生命，感受到与孩子的亲密连接，婚育的影响被搁置在感性的光辉下。

女性担负着人类的绵延、繁衍的责任，也担任着养育者和家庭维系者的角色。传统社会女性角色强调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女性的个人才能被框定了在家庭单位中，也因此注定她们无法追求职业和个人目标。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女性主义等为女性带来了选择权，同时也把当时的女性推进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女性角色的困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是以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另一方面是学生、社会人员的社会身份。传统意义上的沉默、无私的女性，与个人精神和个体意识大行其道的今天是背道而驰的两重形象。中国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力市场的青壮年女性是被寄予了以往社会观念中与儿子一样传宗接代的厚望——既需要她们作为女性的生理价值，又诉诸以往期待男性的社会价值。在家庭生活中，家庭角色的自然期待对于女性起到了限制作用。现代家庭结构重组和变化，越来越多夫妻共同分担家务事宜，但在既定社会规训相当一部分人依然传统对于女性天然的期待。这种观念使得许多女性感到自己必须完美地履行所有角色并达到高标准要求，否则就容易被指责或者产生内心罪恶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框架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劳动被赋予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他们认为，女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直接承担着再生产工作，即人类的繁衍和社会成员的养育是文明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再生产劳动”不仅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是社会持续运行和进步的基础。马恩同时指出，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再生产环节，都存在着资本的剥削。“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在不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女人的家务劳动和男性的社会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都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在私有制经济体系中，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简化为单一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需要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中，因为工人阶级的生存与再生产是而且永远是资本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妇女的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所不可缺少。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具有创造性劳动能力，并通过劳动来改变自然界以满足生存需求，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这种创造性劳动被私有制所束缚，在经济上受到不平等待遇。

观察女性楷模的人生境遇与人生角色的选择，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共同特质：

第一，以小我融入大我，将青春奉献给祖国。女性兼具博大的爱和细腻的情感，以女性的视角共情世界，她们有特别的思考。当有人问为什么是创办女校而不是混合学校，张桂梅谈及了自己在寻访过程中的例子，家里人把高三的女儿带回家做农活，却把初中的儿子送去上辅导班。性别不能成为教育不公正的托辞，正因如此，张桂梅坚定地办起女子高中。哪怕上街乞讨，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并希望通过办学实践改变社会对于性别角色分工以及教育机会不公问题存在着根深蒂固观念。

第二，冲破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观。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校长、外交官、书记、革命者等，介绍这些女性首先要强调她们在专业领域的权威，而这些去掉“女”字都很容易被认为是男性垄断的生产领域，女性也一样能做出斐然的成绩。戴锦华曾在访谈中指出，秋瑾被处以绞刑是弄乱了清政府的“性别逻辑”。而要想冲破垄断，第一步就是先进入这样的领域，教育给予了女性独立思考的特质，学识也不是男性的专属，不存在性别优先级。

第三，女性有身处于江湖的仗义感。仗义是男性的神话，却是女性独有的品格。她们的成功，冲破了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的利益考量话语体系，是踏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之外的道路，暗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