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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公益”检验标准的多维审视与构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然而生态环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各类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且日益严峻。从大气污染层面来看，工业排放、汽车尾气以及煤炭燃烧等源头污染，使得雾霾天气频繁笼罩我国诸多城市。以北京为例，在雾霾严重时期，PM2.5指数常常爆表，严重威胁市民的身体健康，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更是深受其害。而且，大气污染还对农作物的光合作用产生抑制作用，导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安全。在水资源污染方面，中国本就是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可过度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废水肆意排放、生活污水未经有效处理就直接流入江河湖泊，再加上农业面源污染，使得我国大部分地表水体和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如淮河、海河等流域，水质恶化严重，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用水安全，还阻碍了农业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土壤污染同样不容小觑，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工业废弃物的随意堆放，致使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有机污染物积累。农田污染不仅让农产品的质量下降，有害物质残留威胁人体健康，还通过土壤渗透进一步污染地下水，加剧水资源危机。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形势，传统的环境治理手段暴露出诸多局限性。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常因权限不足、监管手段有限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难以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和惩处。而在传统的诉讼制度下，个体往往因与环境损害之间缺乏直接利害关系，无法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也多局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难以充分发挥对环境公益的保护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救济途径，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保护环境公益的关键手段。它突破了传统诉讼中原告资格的限制，允许特定的机关、社会组织甚至公民个人，在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面临侵害威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裁判，不仅可以责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还能对潜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

然而，在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一个核心且关键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那就是如何准确检验“公益”。由于“公益”本身概念较为模糊、抽象，缺乏明确、统一的检验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受理、审理和判决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影响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检验“公益”的标准，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而言，能够丰富和完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从实践角度出发，可以为法院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提供明确、具体的裁判指引，提高司法效率和公正性，切实保障环境公共利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环境公益诉讼起步较早，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以美国为例，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较为成熟，通常被称为“公民诉讼”。学者们对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较为宽松的认定规则，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其受到了环境破坏的影响，或者其利益受到了潜在威胁，就具备起诉资格。在诉讼程序方面，美国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还设有奖励机制，胜诉的原告可获得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诉讼成本补偿甚至经济奖励，极大地鼓励了公民和环保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也在大陆法系的框架下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德国通过团体诉讼的形式，赋予特定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并且在诉讼费用分担、证据规则等方面有详细规定；法国则注重发挥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

国内对环境公益诉讼“公益”标准的研究，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的不断推进而逐渐深入。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整体构建上，包括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程序等方面。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公益”标准的细化研究。有学者从环境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认为其应包含生态利益、人类健康利益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利益等多个维度。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大量环境公益诉讼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判断“公益”的一些经验性标准，如环境损害的范围、影响的持续性、对公众基本生活的干扰程度等。但目前国内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公益”标准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同观点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协调；另一方面，在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司法实践指导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公益”的判断依然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拟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检验“公益”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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