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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政治演变与社会变迁

引言

两汉（西汉与东汉）作为中国帝制时代首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历时四百余年，既是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定型期。这一时期，政治领域经历了从“郡国并行”到“强干弱枝”，再到“权移外戚宦官”的复杂演变；社会层面则完成了从经济复苏到阶层分化、从文化多元到儒学正统的深刻变迁。政治与社会如同双轨，既各自沿着内在逻辑发展，又始终保持着紧密的互动——政治制度的调整塑造着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过来推动政治改革。理解两汉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不仅能清晰看到中国古代“家国同构”模式的形成脉络，更能为认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提供关键样本。

一、政治制度的演变：从多元包容到集权失衡的路径

（一）西汉初期的郡国并行：制度妥协与隐患萌芽

西汉建立之初，面对秦末战乱后的破碎局面与异姓诸侯王的实际控制，汉高祖刘邦采取了“郡国并行”的过渡性政治安排。一方面继承秦制设立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另一方面分封韩信、彭越等异姓功臣为诸侯王，后又以同姓宗室取代，形成“非刘不王”的格局。这种制度本质是对现实势力的妥协——秦朝“孤立而亡”的教训让刘邦意识到，单纯依靠郡县制难以快速稳定天下；而楚汉战争中诸侯王的支持，更让新政权不得不给予其实际权力。

但这种妥协从一开始便埋下隐患。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行政、军事、财税大权，部分封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经济上“煮海为盐，开山铸钱”，军事上“甲兵百万，车骑千乘”，逐渐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文帝时期，贾谊已敏锐指出“天下之势方病大瘇（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景帝时晁错进一步主张“削藩”，最终引发“七国之乱”。这场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的叛乱虽被周亚夫平定，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已彻底暴露，推动西汉政治走向更彻底的集权化。

（二）汉武帝时期的集权化改革：制度创新与权力重构

汉武帝统治时期（前141年—前87年），西汉政治进入全面集权阶段。为彻底解决诸侯问题，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成为关键举措：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子弟可分割部分封地为列侯，而列侯归郡县管辖。这一“软刀子”让诸侯国越分越小，“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再无对抗中央的实力。同时，汉武帝以“酎金不如法”等罪名削夺百余名列侯爵位，基本消除了诸侯威胁。

在中央权力结构中，汉武帝着力削弱相权。汉初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不仅参与决策，更可任免九卿。为改变这一局面，汉武帝选拔身边低级官吏（如侍中、给事中）组成“中朝”，作为决策核心；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沦为执行机构。这种“内重外轻”的权力格局，使皇帝得以直接掌控朝政。此外，汉武帝还创设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豪强与二千石官员（如郡守），形成“以卑临尊”的有效监督体系。

经济集权是政治集权的重要支撑。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将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酒等产业收归中央经营；实行算缗、告缗，向商人征收重税并鼓励举报隐匿资产者。这些措施不仅充实了国库（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县官用饶足”），更通过经济手段削弱了地方豪富的势力，为政治集权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东汉的制度调整与权力结构失衡

东汉光武帝刘秀（25年—57年在位）鉴于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篡汉的教训，进一步强化皇权。他“退功臣而进文吏”，将开国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剥夺其实际军政权力；同时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权，将决策与行政权集中于“尚书台”——这个原本仅负责传递文书的小机构，逐渐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核心中枢。时人评价“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可见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已达到新高度。

但东汉中期后，政治权力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由于皇帝多幼年继位（如和帝10岁、殇帝百日、冲帝2岁），太后临朝时往往依赖父兄（外戚）辅政，形成外戚专权；皇帝成年后为夺回权力，又借助身边宦官（如中常侍）发动政变，导致宦官势力崛起。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成为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常态：从窦宪（章帝皇后之兄）“威权震朝廷”，到梁冀（顺帝皇后之兄）“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从宦官郑众助和帝诛窦宪，到“十常侍”乱政引发黄巾起义。这种“主少国疑—外戚擅权—宦官夺权”的恶性循环，最终使东汉政权陷入“权去公室，政在私门”的混乱，为三国分裂埋下伏笔。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复苏重构到分层固化的进程

（一）经济基础的转型：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协同发展

两汉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经济领域的深刻转型。西汉初期，面对“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残破局面，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除田之租税”（连续12年免除田赋），景帝“三十而税一”成为定制。这些政策使农业迅速恢复，到武帝初年已“太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