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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管理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造船技术突破，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乃至东非的海上贸易规模远超汉唐。在这一背景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系统性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不仅承担着征收关税、规范交易的职能，更成为宋王朝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其制度设计中的创新理念与管理智慧，不仅支撑起两宋繁荣的海外贸易网络，更为后世海关制度与外贸管理提供了重要借鉴。本文将从市舶司的起源与职能、具体管理措施、历史影响三个维度展开论述，还原这一制度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的核心作用。

一、市舶司制度的起源与职能定位

（一）从市舶使到市舶司：制度的历史演进

市舶司的前身可追溯至唐代的”市舶使”。唐开元年间，广州作为主要外贸港口，朝廷开始派遣宦官担任市舶使，负责管理番舶、征收关税。但唐代市舶使多为临时差遣，未形成固定机构，管理范围也局限于广州一地。

入宋后，海外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北宋建国初期，朝廷即意识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急需建立常设管理机构。宋太祖开宝四年（约公元971年），随着宋军平定南汉、控制广州，首个”市舶司”在广州设立。此后，宋太宗至宋神宗时期，又先后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增设市舶司，形成”三路市舶”的格局。到南宋时期，温州、江阴军（今江阴）等地也设立市舶务（市舶司的下级机构），管理网络覆盖东南沿海主要港口。

这一演变过程中，市舶司从临时差遣的”使”发展为有固定官署、专职官员、明确编制的”司”，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从”随机干预”转向”制度规范”。

（二）市舶司的核心职能体系

根据《宋会要辑稿》《宋史·职官志》等文献记载，市舶司的职能可概括为四大类：

其一，“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即管理海外商船的进出港、货物查验与关税征收。这是最基础的职能，直接关系到朝廷的财政收入。

其二，“通互市，徕远人”，即招徕外商、维护贸易秩序。市舶司需主动向海外传达宋朝开放贸易的政策，通过优恤外商、提供便利吸引更多番商来华。

其三，“禁榷物货”，即对部分重要商品实行政府专卖。如香料、珠宝等稀缺商品需优先由官府收购，剩余部分才允许民间交易。

其四，“防私贩，谨讥察”，即打击走私活动。通过严格的船舶登记、货物申报制度，防止违禁品（如铜钱、武器）外流，同时避免应纳税货物逃税。

这些职能相互关联：征收关税是经济目标，招徕外商是扩大贸易规模的手段，专卖制度是调控市场的工具，打击走私则是维护秩序的保障，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外贸管理体系。

二、市舶司的海外贸易管理措施

（一）港口与船舶的规范化管理

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离不开对港口与船舶的精细化管理。市舶司在这一环节建立了严格的”入港-查验-出港”流程。

当外国商船抵达港口时，首先需向市舶司申报。船员需提交”公凭”（即由出发国或宋朝颁发的贸易许可证），并接受”阅货”（货物查验）。市舶司会派遣专人登船，核对货物清单与实际所载是否一致，同时检查是否携带违禁品。若发现未申报的武器、铜钱或超过规定数量的铁器（宋代严禁铁器出口），商船将被扣留，货物充公，船主可能面临罚款或驱逐。

查验通过后，商船需在指定锚地停泊，由市舶司派兵守护，防止货物私自上岸。待完成关税缴纳与专卖品收购后，商船方可进行民间交易。

出港管理同样严格。中国商船出海前，需向市舶司申请”公凭”，注明船主姓名、船员人数、目的地、所载货物种类及数量。市舶司会派官员登船复查，确认无违禁品后才发放”公凭”。返航时，商船必须回到原出发港接受检查，防止”绕关避税”。这种”来去有凭、进出可查”的管理模式，有效遏制了走私，保障了正常贸易秩序。

（二）货物与税收的分层管理

市舶司对货物的管理以”抽解”（关税）和”博买”（专卖收购）为核心，体现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结合”的智慧。

“抽解”即按比例征收实物税。根据货物的珍贵程度，宋代将进口商品分为”细色”与”粗色”：细色包括珍珠、玛瑙、香料等高价商品，抽解比例通常为10%-20%；粗色多为木材、棉花、普通香料等低值商品，抽解比例一般为5%-10%。例如，《萍洲可谈》记载：“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这种差别税率既保证了高价值商品的税收贡献，又降低了低值商品的贸易成本，鼓励更多种类商品输入。

“博买”则是官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优先收购部分商品。《宋会要辑稿》载：“象牙、乳香、真珠、犀角、宾铁等物，皆官管市，不得私相贸易。”博买的比例根据商品稀缺性调整，最多可达50%。例如，优质香料需全部由官府收购，普通香料则博买30%。官府收购的货物一部分供皇室使用，一部分通过”榷易务”在国内市场出售，转化为财政收入。据统计，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年收入可达200万贯，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