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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旋受贿法律适用的多维审视与实践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政治生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因素。受贿犯罪作为腐败行为的典型表现，严重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与正常秩序。其中，斡旋受贿行为因其独特的行为模式和隐蔽性，在实践中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给司法机关的认定和惩处带来了诸多挑战。

斡旋受贿并非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来实现这一目的。这种间接性和复杂性使得斡旋受贿在认定过程中容易引发争议，司法实践中对于斡旋受贿的法律适用标准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例如，在一些案件中，对于“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界定存在分歧，究竟何种程度的影响力才符合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不同的司法人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又如，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上，对于“不正当利益”的范围和判断标准，也常常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削弱了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

准确适用斡旋受贿的法律规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法律层面来看，它有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确保法律在实践中的正确实施，避免因法律适用的不明确而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从社会层面来看，有力打击斡旋受贿行为能够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大背景下，对斡旋受贿法律适用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通过明确法律适用的标准和界限，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更加清晰的裁判依据，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更好地实现对腐败行为的精准打击，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2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对于斡旋受贿的研究，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日本刑法对斡旋受贿行为设有专门规定，理论界围绕斡旋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构成要件等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例如，在法益侵害方面，多数学者主张行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社会对公务员职务公正性的信任，认为斡旋受贿损害了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任。在构成要件上，对斡旋受贿主体、行为方式等都有细致的分析，强调斡旋受贿需公务员接受请托，斡旋或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并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作为报酬。韩国刑法在相关领域也有类似规定和研究，注重从刑法体系的完整性和协调性角度，探讨斡旋受贿与其他受贿犯罪的区别与联系。

在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对斡旋受贿法律适用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于主体范围，有观点认为斡旋受贿罪的主体不应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行为特征决定了行为人利用特殊身份在请托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间进行中介活动，符合条件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构成。关于“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有学者主张从受贿罪本质是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角度来考察。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上，普遍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上述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在司法实践研究中，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斡旋受贿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模式和认定难点，如在涉及多个国家工作人员、利益输送方式隐蔽等复杂案件中，如何准确认定斡旋受贿行为等。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法律规定的细化方面，现有法律对于斡旋受贿的一些关键概念，如“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且详细的界定，导致实践中理解和适用的不一致。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虽然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在如何将理论成果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实践，解决实际办案中的具体问题，还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对于一些新型的斡旋受贿行为，如借助互联网平台、利用虚拟财产进行利益输送等，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难以有效应对。在与相关犯罪的界限区分上，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在某些情形下界限模糊，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误判。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案例分析法，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典型的斡旋受贿案例，深入剖析案件中的行为特征、法律适用难点以及司法裁判思路，从实际案例中总结规律，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践依据，例如通过对姜某承诺斡旋但未真正实施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案例分析，明确承诺斡旋行为在斡旋受贿认定中的关键作用和法律适用标准。二是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斡旋受贿的学术文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资料，梳理学界和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