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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困境、挑战与突破路径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从匮乏型社会向发达社会的过渡，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模式难以为继，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与此同时，受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影响，作为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自治功能。过去我国城市治理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位制”行政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社会日益开放和复杂的特性。现代城市的多样性需要构建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复杂性要求形成功能分化、结构合理的治理系统，变动性则需要治理体系能够及时应对各种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这一切都迫切需要改变传统单一、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吸引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城市治理。

社区自治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自治不仅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创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推进社区自治，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是当前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研究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问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区自治理论，进一步探讨社区自治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等理论问题，为社区自治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促进该领域理论的交流与进步。从实践角度而言，对城市社区自治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提供决策依据，推动社区自治的健康发展，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同时也能为其他城市的社区自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促进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社区自治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基础上，多元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等为社区自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多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认为政府、社区组织、企业以及居民等都应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公民社会理论则突出公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倡导公民通过自治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在社区自治模式方面，形成了多种典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治型模式，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社区组织高度自治，拥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社区通过选举产生的社区委员会负责管理社区事务，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少，主要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引导。北欧国家的“社区城市化”自治管理模式也独具特色，在中央、郡、市三级行政区划上，城市是行使社会职能的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和较小的乡村都已划入城市化社区进行管理，这三级政府在权力范围和职能权限上责权明晰，遵循有法可依、简约严谨的原则，如瑞典颁布了《地方政府条例》，明确各地方政府职责，教会社区仅处理内部事务，不再担负民政事务管理职责，使得民政事务由市和村自治区政府承接和管理。在实践经验上，国外社区注重培育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能力，通过开展各类社区活动和教育项目，提高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同时积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例如日本的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文化活动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发展。

国内对社区自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区自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对社区自治概念、内涵和意义的探讨，明确了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吸收西方现代社区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社区自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社区治理模式方面，形成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如沈阳模式强调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通过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上海模式注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青岛模式则突出社区服务功能，以服务为导向推动社区自治。当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社区自治的制度建设、居民参与机制、社区组织发展等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是保障社区自治有效运行的关键，应明确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责边界，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在居民参与机制方面，研究如何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拓宽居民参与渠道，丰富居民参与形式，以增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决策权。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特殊问题和挑战研究不够深入，在如何平衡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社区自治的效率和效果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文献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