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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解读《数据安全法》跨境审计

引言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跨境数据流动则是连接全球数字经济的关键纽带。然而，数据的跨国传输伴随的安全风险日益凸显——敏感数据泄露、跨境数据滥用、国家关键信息被非法获取等问题，不仅威胁企业商业利益，更可能冲击国家数据主权与安全。在此背景下，《数据安全法》作为我国数据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通过构建系统的制度框架，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规范指引。其中，“跨境审计”作为保障数据安全的重要监管手段，既承载着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的使命，又需平衡数据流动的效率需求，其法律内涵与实践应用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围绕《数据安全法》中涉及跨境审计的核心条款，结合立法背景、规范逻辑与实践挑战展开系统解读。

一、《数据安全法》跨境审计的立法背景与规范定位

（一）数字全球化下的跨境数据安全困境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常态化。企业为实现全球业务协同，需将用户信息、经营数据、技术参数等向境外关联方或服务提供商传输；科研机构为开展国际合作，需共享实验数据与研究成果；政府部门为参与全球治理，也需在国际组织框架下交换统计数据。但这种“流动自由”背后，隐藏着多重安全隐患：其一，数据接收方所在国的法律环境差异可能导致数据被不当利用，例如某些国家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可能强制境外数据存储于本地服务器，增加数据被本国执法机构调取的风险；其二，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遭遇网络攻击，导致敏感信息泄露；其三，部分企业为降低合规成本，可能绕过监管进行“灰色传输”，形成监管盲区。据相关研究统计，近年来因跨境数据泄露引发的安全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涉及金融、医疗、能源等多个关键领域，凸显了规范跨境数据流动的紧迫性。

（二）《数据安全法》对跨境审计的制度回应

《数据安全法》的出台，正是为了构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数据治理体系。其中，跨境审计作为监管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被赋予了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审计活动验证数据处理者跨境数据流动的合规性，确保其符合我国数据分类分级保护、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审计结果的反馈，为监管部门完善政策提供实践依据，形成“监管-合规-优化”的闭环。从法律条文看，《数据安全法》虽未直接使用“跨境审计”这一表述，但其第二十一条关于数据安全责任制度、第三十六条关于数据出境安全审查的规定，以及第五十一条关于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权的规定，共同构成了跨境审计的法律基础。例如，第三十六条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重要数据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数据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而安全评估的实施过程中，审计作为技术手段，可对数据处理活动的全流程进行穿透式核查，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支撑。

二、《数据安全法》跨境审计的核心条款解析

（一）审计主体：多元协同的监管格局

根据《数据安全法》第五条“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数据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第十二条“各地区、各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产生、汇总、管理的数据及数据安全负责”的规定，跨境审计的主体呈现“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的特点。具体而言，国家网信部门作为数据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机构，负责制定跨境审计的总体规则与技术标准；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国家安全、金融监管等部门则根据各自职责，对本行业、本领域的数据跨境流动开展专项审计。例如，金融监管部门可针对银行、证券机构的跨境数据传输进行审计，重点核查客户金融信息的出境合规性；公安部门可对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位置数据、通信记录出境活动进行审计，防范恐怖主义、跨境犯罪相关数据的非法流动。此外，《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七条鼓励数据安全检测评估、认证等专业机构参与数据安全服务，这意味着第三方专业机构也可能受监管部门委托，或受数据处理者委托开展合规审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审计主体体系。

（二）审计客体：覆盖全流程的审查范围

跨境审计的客体需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生命周期展开，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数据分类分级的合规性，即数据处理者是否按照《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要求，对数据进行科学分类分级，并确定重要数据目录。例如，某医疗企业拟向境外传输患者诊疗数据，审计需首先确认该数据是否被认定为“重要数据”（如涉及人口健康、公共卫生的核心数据），若未正确分类，可能导致后续安全评估程序缺失。二是数据出境方式的合法性，即数据处理者是否通过安全评估、认证或订立标准合同等法定途径传输数据（《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实践中，部分企业可能通过“分批次传输”“伪装成普通业务数据”等方式规避监管，审计需重点核查传输路径、数据量、接收方资质等要素。三是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性，即数据在境外存储、使用、共享的过程中，是否采取了与数据安全风险等级相适应的保护措施（如加密传输、访问控制、日志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