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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庭长智能化监督管理“四类案件”的风险规制逻辑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1]这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理应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肩负起有效防控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的政治责任。随着风险预防从一项法律指导性原则转变为新的法治运行形态，预防性司法开始大量出现。目前，理论界对预防性司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司法和“诉非衔接”领域，2］因为这两个领域的司法实践能够最为直观地展示人民法院如何落实“抓前端，治未病”的政治要求。然而，人民法院不仅是社会稳定风险的规制者，它本身也处在风险情境中，社会稳定风险会转化成办案压力，影响甚至妨碍法院的正常运作。于是，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帮助人民法院切实有效地应对办案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风险，提升风险治理效能，避免办案行为和组织内部管理行为诱发新的风险，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2015年《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5年《司法责任制意见》”）建立起的院庭长“四类案件”监督管理机制，具有办案风险规制的意味，它试图通过院庭长的全过程监督，排除案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