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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腐败的智能化识别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指出，“深入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加强嵌入式监督、穿透式检视、立体式研判”。工作报告还部署了数字纪检监察工作，提出要“提高监督穿透力，依靠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加强预警纠治。提高办案效能，加强信息查询分析研判，运用大数据技术迅速有效突破案件”。1］立足于党和国家的重大关切，本文旨在研究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以下简称“新型腐败”）的智能化发现路径。[2]

从权威机关的介绍看，近年查办的新型腐败案件多发生在金融领域，即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打擦边球”“钻空子”等方式模糊法律边界。3]因此，本文亦将金融领域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在思路上，先从法学角度分析新型腐败的行为样态及本质，再讨论如何通过“穿透式”揭开市场交易的面纱、“立体式”确定财产利益的最终归属以有效识别新型腐败，最后以法学层面得出的结论为基础，阐释智能化发现新型腐败的潜在方案。

新型腐败的实践样态与本质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假借‘市场行为’掩饰权钱交易本质、采取‘层层嵌套’为腐败披上‘隐身衣’、通过他人代持设置受贿行贿‘隔离带’”，以及“影子公司”“影子股东”“虚假投资”“期权腐败”等新型腐败表现形式。从法学视角观察，前述新型腐败行为可以分为以合法交易形式隐藏违法行为本质，以及通过合法的权属外观隐瞒财产利益的实际归属两类。此种腐败形式的最大特征是将腐败行为的外观合法化，即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

（一）新型腐败的实践样态

从权威机关通报的案例看，新型腐败“新”和“隐”的最大特点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导致在办案中难以甄别惩处。“新”和“隐”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以名实不符交易掩盖腐败的实质，以及以财产权代持的方式隐藏实际权属。

1．名实不符交易掩盖腐败实质

名实不符交易是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形式与实质不一致，广义上的名实不符交易概念既包括一份合同的名称、内容与交易目的不一致，也包括当事人签订多份阴阳合同，通过表面合法的交易形式掩盖腐败的实质。

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情形是当事人将合同包装为合法的交易形式，以掩盖违法交易的本质。例如，不少腐败行为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借款或者合作的形式，达到向管理服务对象或者没有实际借款需求的主体违规放贷的目的。4」部分案例中当事人之间直接签订借款合同，但约定了60%的高额利息。此类交易形式上属于合法的借贷交易，但实质上属于非法收受贿赂。还有部分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先通过借款或贷款等方式获得资金，然后再以高利率转借他人，即通过“高利转贷”牟取暴利。另有部分案例中当事人之间只是签订投资、合作合同，同时约定一方不承担生产经营风险但有权要求另一方返还投资款及固定收益。5]此时，合同名为合作，实为纯粹资金的往来。若此种资金往来涉及利益输送或者作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帮助而给予的对价，则交易形式上是通过投资获取回报，实质上应认定为权力寻租，可能构成受贿犯罪。实践中，还存在使用承包经营合同、合伙合同、委托资产管理合同，但实际上仅有资金往来的情况。6]

名实不符交易还可能表现为通过合法的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等方式获取非法收益。例如，江苏证监局原局长凌某在某公司上市前借用亲属账户“卡点”突击人股并隐匿人股资金来源，上市后将购买的原始股累计减持套现数亿元，且获利资金长期存放他人账户，只在使用时才转入个人名下。」在形式上，通过亲属账户对公司进行投资交易是合法的，但实质上掩盖的是利用职权获取投资机会，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获取大额收益，此类交易可能构成受贿犯罪。另有当事人之间签订投资合同，但合同约定一方不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但享有固定收益。例如，某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伍某以其亲属名义投资人股C市某房地产项目并获得收益，其虽然实际投人了资金且所获“收益”形式上为投资回报，但实质上伍某出资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投资合作行为，而是利用职权帮助请托人完成请托事项，最终获取巨额“分红”，该交易本质上是为公权力寻找一个相对隐蔽的变现渠道。8]还有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期权、定增、资产置换等金融工具或者购买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接受利益输送或者进行利益交换。9]前述交易名为投资、股权转让或金融委托理财，但实际上一方不承担任何风险，在合同签订时利益就已经确定。

当事人之间也可能订立多份合同，但对外展示的“阳合同”实际上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实际追求的是“阴合同”的法律效果。在民商事日常交易中，就有诸多合同内容约定为买卖，但实际履行过程中仅有资金的流动但没有货物的流动，此时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