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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土地制度与农民阶层

引言

两汉（西汉与东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土地制度作为经济基础的核心，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资源，更是农民阶层安身立命的依托。从西汉初期的授田制到东汉庄园经济的兴起，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分配到豪强垄断占有的演变；而农民阶层也随之从相对独立的自耕农，逐渐分化为佃农、依附农甚至流民。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封建经济的内在矛盾，也揭示了土地制度与农民生存状态之间的紧密互动。本文将通过梳理两汉土地制度的演变脉络，分析不同制度下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并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以期展现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深层逻辑。

一、两汉土地制度的演变脉络

（一）西汉初期：授田制的延续与调整

西汉建立之初，历经秦末战乱与楚汉之争，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汉高祖刘邦继承了秦代的授田制传统，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授田制的核心是“按爵授田”，即根据爵位高低分配土地：最高爵位“彻侯”可授田100顷（1顷约合今100亩），最低爵位“公士”可授田1顷50亩，普通庶民（无爵位者）则授田1顷（约100亩）。此外，还配套“授宅”制度，按爵位分配宅基地。

这一制度的推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土地分配将士兵、流民固定在土地上，解决了“民失作业而大饥馑”的困境；另一方面，以爵位为纽带强化了新政权与社会精英的联系——跟随刘邦起义的功臣、士兵因战功获得爵位，进而获得土地，成为新的地主阶层。例如，《二年律令·户律》记载，“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公士一顷半”，详细规定了不同爵位的授田标准。在授田制下，国家直接控制土地分配权，自耕农群体迅速扩大，为“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西汉中期：名田制的盛行与矛盾显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授田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一方面，人口增长导致“地少人众”的矛盾凸显，国家掌握的“公田”（国有土地）日益减少，无法继续大规模授田；另一方面，军功阶层与新兴商人通过购买、兼并等方式扩张土地，原有的爵位限制被打破。至汉武帝时期，“名田制”逐渐取代授田制成为主流。名田制的核心是“以名占田”，即允许私人以个人名义占有土地，国家不再直接分配，仅对占有数量进行名义上的限制（如“贾人不得名田”）。

名田制的推行加速了土地集中。贵族、官僚利用政治特权“田宅无限”，商人则通过“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方式将商业资本投入土地。例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自耕农大量破产：他们或因赋税、徭役过重被迫卖田，或因自然灾害借贷而“嫁妻卖子”，最终失去土地。汉武帝时期的“告缗令”虽试图抑制商人兼并，但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因执行过严导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西汉后期至东汉：限田令与庄园经济的兴起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已达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程度。为缓解危机，汉哀帝时期采纳师丹、孔光的建议，颁布“限田令”，规定“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汉书·哀帝纪》）。然而，这一政策因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如外戚丁氏、傅氏）的利益，最终“诏书且须后”，不了了之。

进入东汉，土地制度的演变呈现新趋势：豪强地主崛起，庄园经济形成。东汉政权本身由豪强地主支持建立（如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地方大族），因此对土地兼并采取默许态度。豪强地主通过“占垦”（开垦无主荒地）、“请射”（申请租用公田）、“购买”等方式扩大土地，形成规模庞大的庄园。庄园内不仅有农田，还包括山林、池塘、手工作坊（如冶铁、纺织），形成“闭门成市”的自给自足经济。例如，《四民月令》记载的庄园，春种秋收、酿酒制酱、织帛染布，甚至“缮修门户，警设守备”，具备完整的生产与防御体系。庄园经济的兴起标志着土地所有权从国家主导转向豪强垄断，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

二、土地制度下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

（一）自耕农：土地制度的直接受益者与脆弱群体

在西汉初期的授田制下，自耕农是农民阶层的主体。他们拥有国家分配的小块土地（约100亩），承担“租”“赋”“役”三重负担：田租（土地税）最初为“十五税一”（产量的1/15），文帝时期减为“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口赋（人头税）包括“算赋”（成人每人每年120钱）和“口钱”（儿童每人每年23钱）；徭役包括“更卒”（每年为地方服役1个月）、“正卒”（为国家服兵役1年）、“戍卒”（戍守边疆1年）。

自耕农的生活看似稳定，实则脆弱。以“五口之家，百亩之田”为例，百亩土地约合今30亩，年产粮食约150石（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