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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证券结算中的DLT技术应用法律障碍

引言

分布式账本技术（DLT，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作为区块链的底层技术框架，凭借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实时共享等特性，正在重塑金融基础设施的底层逻辑。在跨境证券结算领域，传统模式因涉及多国法律体系、中央登记机构、清算银行等多方参与主体，常面临结算周期长（T+2或T+3）、操作成本高、对账复杂度大等痛点。DLT技术通过构建跨法域的共享账本，理论上可实现证券与资金的“券款对付”（DVP）实时结算，降低对手方风险，提升市场效率。然而，技术创新的落地始终受制于法律体系的适配性——现有的跨境证券结算法律框架建立在中心化登记、层级化托管、属地化监管的基础上，与DLT的分布式架构、去中介化特征存在显著冲突。本文将围绕DLT技术在跨境证券结算中的核心法律障碍展开分析，探讨技术创新与法律规则的协同路径。

一、法律适用规则的冲突：从属地管辖到无界账本的挑战

（一）传统跨境结算的法律适用逻辑

跨境证券结算的法律适用通常遵循“属地管辖”与“意思自治”的双重原则。一方面，证券的登记、托管、转让等行为受发行地或交易地法律约束，例如某欧洲公司在美国发行存托凭证（ADR），其基础证券的权益确认需符合注册地（欧洲）的公司法，而ADR的交易结算则需遵守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及相关结算规则；另一方面，参与方通过合同约定选择准据法（如伦敦结算所与纽约清算所的合作协议中约定适用英国法），以减少法律冲突。这种“属地+约定”的框架本质上依赖中心化机构（如中央证券存管机构CSD、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ICSD）作为法律关系的“锚点”，通过机构所在地的法律确定性覆盖跨境交易的不确定性。

（二）DLT账本的“无界性”对法律适用的冲击

DLT技术的分布式特性打破了传统结算体系的“锚点”。在DLT跨境结算场景中，账本节点可能分布于多个法域（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的服务器同时存储账本数据），交易记录由多个节点共同验证，不存在单一的“中心登记地”或“主节点所在地”。此时，传统法律适用规则面临三重困境：

其一，管辖权认定模糊。当发生结算争议（如证券权益重复登记），各法域可能基于“服务器所在地”“节点运营商住所地”“交易参与方国籍”等不同连接点主张管辖权，导致“一事多诉”或“管辖真空”。例如，某笔跨境股票交易的DLT节点分别位于A国和B国，A国法院可能以“节点运营主体在本国”为由主张管辖，B国法院则以“交易数据存储于本国服务器”为由介入，双方法律对“证券权益生效要件”的规定（如A国要求书面登记，B国认可电子记录）差异将直接影响争议结果。

其二，准据法选择失效。传统合同约定的准据法以“可识别的法律主体”和“可执行的地域范围”为前提，而DLT结算可能涉及匿名或半匿名参与方（如使用钱包地址交易的投资者），合同相对性被弱化；同时，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可能绕过人工约定的法律条款（如预设“交易达成即自动过户”，但未明确适用哪国法律），导致准据法无法有效约束技术逻辑。

其三，法律规则的兼容性矛盾。不同法域对证券“登记”“交付”“所有权转移”的定义存在差异。例如，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登记生效主义”（证券所有权自登记时转移），而普通法系国家可能认可“占有推定”（持有证券凭证即推定拥有所有权）。DLT账本的“实时登记”特性在大陆法系可能被视为“登记完成”，但在普通法系可能因缺乏物理凭证或中央机构确认而不被认可，导致同一笔交易在不同法域产生“有效”与“无效”的矛盾评价。

二、权利确认机制的模糊：从中心化登记到分布式账本的错位

（一）传统证券权益的“登记-托管”分层确认体系

传统跨境证券结算依赖“中央登记-多级托管”的分层结构。以国际债券结算为例，发行人将证券登记于本国CSD（如德国Clearstream），CSD与ICSD（如欧洲Euroclear）建立托管关系，ICSD再通过全球银行网络（如纽约梅隆银行）为各国投资者提供托管服务。在此体系下，投资者的证券权益通过“间接持有”（IndirectHolding）实现：底层CSD登记ICSD为名义持有人，ICSD登记托管银行为次级持有人，最终投资者的权益通过与托管银行的合同关系确认。这种结构的法律基础是“登记机构的权威性”——中央登记的记录被视为“权利的唯一凭证”，任何权益变更需通过登记机构的系统操作完成。

（二）DLT账本对“唯一登记权”的消解与权利确认困境

DLT技术通过分布式共识机制（如PoW、PoS）实现账本同步，理论上无需中央登记机构即可完成权益记录。但这种“去中心登记”模式与现有法律对“权利凭证”的要求存在根本冲突，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首先，“单一性”与“多源性”的矛盾。传统法律要求证券权益的登记具有“单一性”（即唯一且权威的登记记录），以避免重复交易或欺诈。而DLT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