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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平诉阎崇年案”剖析悬赏广告形式的多维审视与法律思辨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机

悬赏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在当今社会中屡见不鲜，无论是张贴在街头巷尾的寻物启事，还是媒体上发布的征集线索、征求作品等信息，都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法律层面来看，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声明对完成广告中规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予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对于完成该行为的人，广告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其广泛应用于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诸多领域，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尽管悬赏广告如此常见，我国法律却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学术界对于悬赏广告的性质、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效力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这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悬赏广告纠纷时面临重重困难，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在“鲁瑞庚诉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中，法院支持了鲁瑞庚按照悬赏通告取得悬赏报酬的请求；而在“王云辉诉董仁帅悬赏广告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一审认为被告应履行悬赏广告约定给付酬金，二审却认为遗失物拾得人没有向遗失人请求报酬的权利。这种司法裁判的不一致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白平诉阎崇年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典型案例。阎崇年校注《康熙顺天府志》后发表“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的声明，白平副教授从该书中挑出420处错误并据此索要奖金42万元。此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涉及到的悬赏广告的形式问题，如悬赏广告的发布形式是否有效、内容是否明确具体等，成为了争议的焦点。这一案件不仅凸显了悬赏广告在实践中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深入研究悬赏广告形式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我们探讨悬赏广告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切入点。

1.2研究目的与价值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白平诉阎崇年案”的深入剖析，结合相关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全面、系统地研究悬赏广告的形式问题。具体而言，将从悬赏广告的发布方式、内容要素、形式要件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明确悬赏广告在不同形式下的法律效力及认定标准，梳理出一套相对完善的悬赏广告形式判断规则。

从理论层面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于悬赏广告的研究虽然在性质、效力等方面成果颇丰，但在形式问题上的研究尚显不足，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本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空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悬赏广告的法律理论体系，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从实践层面而言，明确悬赏广告的形式要求，能够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裁判依据，减少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导致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增强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从而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规范市场主体的广告行为，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

1.3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法：深入剖析“白平诉阎崇年案”，详细梳理案件事实、争议焦点以及法院的裁判思路，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的研究，直观地展现悬赏广告形式问题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处理方式，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的理论分析提供实践基础。同时，还将参考其他相关的悬赏广告案例，如“鲁瑞庚诉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王云辉诉董仁帅悬赏广告案”等，对不同案例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悬赏广告形式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悬赏广告的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以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文献资料，全面了解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悬赏广告的研究现状和观点分歧，梳理悬赏广告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为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挖掘现有研究在悬赏广告形式问题上的不足，找准本研究的切入点和创新点。

比较分析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悬赏广告形式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点及背后的原因。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成熟的司法实践做法，为完善我国悬赏广告形式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裁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促进我国悬赏广告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例如，德国民法典对悬赏广告作出了系统规定，其在悬赏广告的构成、效力等方面的规定较为详细，通过与我国现行法律和实践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在悬赏广告形式规定上的差距和改进方向。

二、“白平诉阎崇年案”详情及争议点聚焦

2.1案件全景呈现

2009年6月，由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阎崇年作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等，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此次校注《康熙顺天府志》，他倡导在著述中要发扬“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的精神。同年9月，阎崇年在接受记者刘婷的家庭采访时，就该书发表了“挑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