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被告人作证：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探究.docxVIP

同案被告人作证：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同案被告人作证是一个复杂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却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共同犯罪案件频发，同案被告人作证情况愈发常见。在毒品犯罪、经济犯罪等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作证内容往往成为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

同案被告人作证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如实作证的同案被告人能够提供关于案件细节、犯罪过程以及各被告人之间分工等关键信息，有助于司法机关更全面、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真相。在一些涉及多人参与的盗窃案件中，同案被告人对盗窃地点、时间、盗窃物品的具体情况等细节的描述，能够相互印证或补充，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加清晰。另一方面，同案被告人作证也为被告人提供了自我辩护和反驳指控的机会。通过其他同案被告人的证言，被告人可以证明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行为的性质以及是否存在被误判的情况，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完善证据规则角度看，深入研究同案被告人作证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其证据属性、证明力以及适用规则，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证据规则的空白或不完善之处。我国现行法律对同案被告人作证的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同案被告人证言的采信和判断存在较大差异。明确同案被告人作证的相关规则，能够使司法人员在审查和判断证据时有更明确的依据，提高证据审查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促进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

在保障公正审判方面，同案被告人作证规则的完善能够确保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得到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可以对同案被告人的证言进行有效的质证，揭示证言中的疑点和矛盾，使法官能够更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事实，避免因证据采信不当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公正审判是司法的生命线，同案被告人作证规则的完善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研究现状综述

在国外，关于同案被告人作证的研究起步较早，不同法系国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同案被告人作证问题上，一般认为同案被告人无资格相互作证，但非同案被告人可以充当控方证人。不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共犯转换为证人并满足一定条件时，其口供可具备完全的证据能力。美国证据法规定，共犯在转换为证人后，只要不违反宪法第6条修正案中的“对质”条款以及给予刑事被告分离审判之机会，其口供可被认定具备证据能力。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否认同案被告人可以相互为证的做法。在日本，关于同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存在三种学说：积极说认为共犯的口供视同被告本人的口供，需另有补强证据来佐证口供的真实性；消极说主张共犯的口供具有各自独立、完整的证明力，可相互具有补强作用，不必另有其他补强证据，此为该国实务界所采用；折中说提出共犯在审判中的口供，不论是否分离审判，均不必另有补强证据，即可相互作为补强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而共犯在审判外的自白，则应有其他补强证据存在，才可以作为判决的基础。

国内学术界对同案被告人作证问题也展开了广泛讨论，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单一属性论”认为攀供仍是口供，不是证人证言。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仍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一部分，不能用作证人证言。理由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地位差异巨大，同案被告人是案件当事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而证人是知情的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无直接利害关系。且同案被告人相互揭发、检举时，相互包庇或推诿的可能性大，内容比证人证言复杂难辨，将攀供视为证人证言还违背了口供补强规则，易造成冤假错案。

“双重属性论”主张同案被告人既是被告人又是证人，攀供的内容是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与证人证言并无质的区别，应被视为证人证言。持该观点者认为，证人证言以陈述案件基本情况为特征，同案被告人对共犯的犯罪行为了解清楚，其检举、揭发经查证属实，能起到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作用。虽然同案被告人相互间有利害冲突，但证人有时也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法律并未禁止这类人作证，且将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人证言不违反“口供补强规则”，因为《刑事诉讼法》中所说“被告人”指单个被告人，“其他证据”包括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

“原则加例外论”则认为原则上同案被告人攀供的属性仍是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起到证人证言的作用，即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基本属性仍是被告人口供，而不是证人证言。

尽管国内外在同案被告人作证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与空白。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较多，缺乏对司法实践中同案被告人作证具体情况的深入调研和实证分析，导致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对于同案被告人作证的具体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