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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工作年度总结(精选2篇)

第一篇

这一年，我依旧把药箱背在肩上，像背着自己的影子。清晨五点，鸡鸣刚起，露水还挂在草叶尖，我已经推开卫生室的木门。门轴吱呀一声，像老人咳嗽，提醒我新的一天从这一声开始。我先检查冰箱温度，2℃到8℃，像给疫苗守夜；再把过期药品一箱箱搬出，登记、封存、贴红签，像给它们办一场小小的葬礼。村医的日历没有节假日，只有“今天谁该测血压、谁该打胰岛素、谁家的药片还剩几颗”。我把这些写在一本发黄的《农村基础卫生工作手册》背面，字迹被汗水晕开，像一幅模糊的地图。

正月里，雪把山路封成一条白练，我踩着雪橇去给九十岁的曹奶奶送降压药。她坐在炕头，把药片放在掌心，像数珍珠，一粒一粒数完才肯咽。她说：“闺女，我活一天算一天，你可别嫌我麻烦。”我笑着回：“您活多久，我就背多久的药箱。”那一刻，雪光刺眼，我却觉得心里生出一团火。

三月，油菜花开成金色海浪，我在田埂上追着小跑的李家娃打疫苗。他哭得像杀猪，他奶奶死死拽住他胳膊，说“不打针就长不高”。我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块印着卡通图案的创可贴，告诉他“打完就贴这个，奥特曼专属”。哭声戛然而止，眼泪还挂在睫毛上，胳膊已经伸过来。我知道，乡村医生有时得先变成童话里的人物，再变回医生。

五月，暴雨冲垮了老石桥，河水漫过脚踝。我提着输液瓶，把裤腿卷到大腿根，一步一步蹚过去，去给赵大叔挂抗生素。他阑尾炎术后伤口感染，高烧到四十度，家里只有耳聋的老伴。我把输液瓶挂在蚊帐支架上，自己蹲在床边，举着瓶子三小时，看药液一滴一滴流进他的血管，像给干涸的土地浇水。天黑透，雨停了，我起身时膝盖发出咔啦一声，像老木门重新关上。

七月，太阳把柏油路烤得发软，我跟着镇医院的移动体检车进村。心电图机一响，人群就围成一圈，像看大戏。我负责测血糖，扎一针，挤一滴，血糖仪“哔”一声，数字跳出来，有人欢喜有人愁。六十七岁的刘婶血糖14.8，她当场嚎啕大哭，说“我糖没吃几口，命咋这么苦”。我把她拉到树荫下，从包里掏出本子和笔，给她画“手掌饮食法”：一拳米饭、一掌瘦肉、两捧蔬菜、拇指油量。她抹干眼泪，像拿到藏宝图，小心翼翼折好放兜里。我知道，数字会吓到人，但图画能给人出路。

九月，村小学开学，我给一年级新生做结核菌素试验。孩子们排成一条歪歪扭扭的龙，把衣袖撸得老高，像等待授勋。我蹲着打针，他们一个个把脸别过去，不敢看针头，却偷偷从臂弯里瞄我。打完针，我给他们每人发一张“勇敢小卫士”贴纸，他们立刻把疼忘了，互相比较谁贴得正。二十四个小时后，我返校看反应，发现有个叫小浩的男孩手臂红肿硬结15毫米。我把他带到办公室，给他妈妈打电话，说“得到镇医院拍胸片”。妈妈骑着电动车赶来，脸色比纸还白。我陪她一起去，一路握着她的手，像握住一块冰。结果出来：阴性，只是过敏体质。妈妈当场瘫坐在地，我跟着蹲下，听见自己心跳声大得像鼓。那一刻我明白，村医不仅得会看病，还得会接住别人的绝望。

十一月，天干物燥，高血压中风像约好似的扎堆来。夜里十一点，电话铃炸响，周家老爷子倒地不起。我背着出诊箱冲进夜色，一路跑一路在脑子里背“FAST”原则：Face、Arm、Speech、Time。老爷子嘴角歪斜，左臂抬不起来，我测血压220/120，立即给他舌下含硝苯地平，呼叫120，同时联系镇医院开通绿色通道。等救护车时，我蹲在他旁边，握住他右手，一遍遍喊“坚持、坚持”。他眼珠转动，泪水从眼角滑进耳廓，像两条细小的河。车走后，我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掉在田埂里，被露水打得透湿。

十二月，我把全年数据录进系统：管理高血压患者412人，规范管理率92%；糖尿病患者158人，规范管理率89%；重性精神障碍患者18人，面访率100%；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99.2%；传染病报告及时率100%。数字冷冰冰，我却能背出每一个数字背后的脸：曹奶奶、李家娃、赵大叔、刘婶、小浩、周老爷子……他们像一串串密码，让我在深夜输入时，眼眶发热。

我也给自己做了体检：腰椎间盘突出0.8厘米，半月板二度损伤，幽门螺杆菌阳性。我把报告单折成纸飞机，从卫生室窗口飞出去，看它掠过晒谷场，落在稻草垛上，像一封没贴邮票的信。我知道，明年药箱还会更重，路还会更长，露水还会更冷。可只要那扇门轴继续吱呀，我就会继续把影子背在肩上，把火揣在胸口，一步一步，走进下一年。

第二篇

腊月的最后一天，我关掉卫生室的灯，却没急着锁门。屋里还飘着酒精与艾草混合的味道，像一场小型烟火。我把听诊器绕成圈，挂回墙壁，金属膜片在月光下闪出冷冽的弧。它今年听过了四千三百二十一次心跳，有的急促像鼓点，有的虚弱像远雷，有的规律得像老座钟，有的乱成一锅粥。我把它们一一折叠进记忆，像把散落的珠子穿成线，戴在脖子上，沉甸甸。

年初二，我踩着鞭炮碎红去曹家沟做产后访视。产妇叫小芸，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