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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一、政策出台：回应教师群体的“时间之困”

在教育改革深化与社会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教师群体的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问题日益凸显。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探索‘时间银行’等弹性工作模式”，这一政策的出台，正是对教师群体“时间之困”的精准回应。

当前，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状态早已超越传统认知中的“朝九晚五”。有教师调侃自己“身兼数职”：既是课堂上的知识传授者，又是社区活动的志愿者、教育数据的录入员、家长沟通的“在线客服”，甚至在上下学时段承担交通协管任务。这种“角色过载”导致教师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白天要完成教学任务、批改作业、与家长沟通；放学后需参与课后服务；晚间还要处理各类数据填报、线上学习任务；即便是寒暑假，也难逃“指尖上的负担”，如参与线上培训、填写各类统计表格。据《通知》起草组调研反馈，四川部分地区教师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其中非教育教学任务占比近30%，严重挤压了备课、教研等核心工作时间。

更值得关注的是，课后服务的常态化进一步加剧了教师的时间压力。过去，课后服务多作为“额外任务”由教师自愿参与，但随着“双减”政策推进，课后服务成为学校常规工作，部分学校因师资紧张，要求教师“轮值”参与，导致部分教师下班后仍需留校2-3小时组织学生活动。这种“早到晚走”的固定坐班制，与教师教学任务的不均衡性形成矛盾——有的教师上午有连续4节课，下午仅1节；有的教师负责低年级，需提前到校组织早读，而高年级教师则可能在上午10点后才开始授课。传统的“固定考勤”模式，既忽视了教学任务的差异性，也难以满足教师合理的生活需求。

二、制度创新：从“坐班制”到“弹性制”的管理突破

《通知》中“弹性上下班制”的提出，并非简单的“时间调整”，而是一场涉及教育管理理念、教师权益保障与教学质量提升的系统性改革。其核心在于尊重教师工作的特殊性，通过灵活的时间安排，实现“人尽其时、时尽其用”。

首先，政策明确了弹性制的实施边界。《通知》强调，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及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教学计划之后”，结束时间需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衔接，严禁随意扩大范围。这意味着弹性制的前提是确保教学主责的完成，避免因时间灵活而影响教学质量。例如，成都双流区东升小学的实践已为此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学校将上班时间分为两阶——上午有第一节课的教师8:10到班，其他教师8:40到校准备教学；下班时间分为三阶——无课后服务的教师处理完事务后16:00离校，常规课后服务教师17:30下班，参与延时托管的教师和值周教师18:00下班。这种“分阶管理”既保障了教学环节的连贯性，又让近60%的教师每周至少有两次弹性上班机会，有效缓解了时间压力。

其次，“时间银行”模式的探索，为弹性制提供了长效支撑。所谓“时间银行”，是指教师在完成规定工作量后，可将“富余时间”存储起来，在任务繁忙或有个人需求时“支取”使用。例如，某教师本周因备课任务较轻，提前2小时完成工作，可将这2小时存入“时间银行”；下周若需参加子女家长会或处理家庭事务，可申请提前2小时下班，使用存储的时间。这种模式将“固定工时”转化为“弹性工时”，既尊重了教师的个体差异，又通过“时间置换”保障了学校工作的整体运转。

此外，政策特别强调“不得将课后服务情况与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硬性挂钩”，这一规定直指教师负担的“痛点”。过去，部分学校将课后服务参与时长、家长评价等作为评优的“隐形指标”，导致教师不得不“被动加班”，甚至出现“为了评优而延长服务时间”的形式主义。如今，这一“脱钩”举措，既还原了课后服务的公益属性（服务学生而非考核教师），也为弹性制的落地消除了制度性障碍——教师无需为“考核”而勉强参与非必要的服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时间。

三、深层意义：从“减负”到“提质”的教育生态重构

四川此次推出的弹性上下班制，表面上是“给教师松绑”，本质上是对教育生态的一次重构——通过优化教师的时间管理，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质，最终实现“减负”与“提质”的良性循环。

其一，弹性制有助于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稳定教师队伍。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教师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当教师不再被“打卡机”束缚，能够自主安排时间处理工作与生活事务（如接送孩子、照顾老人、参加专业培训），其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将显著增强。据成都双流区教育局2024年的调研数据，试行弹性制的学校中，教师离职率较前一年下降12%，家长对教师服务的满意度提升15%，这一数据印证了“时间自由”与“职业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其二，弹性制为教师专业成长腾出空间。教师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教学能力与教育研究水平，而传统坐班制下，教师的碎片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