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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子女探视权执行难

引言

离婚子女探视权，是指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依法享有的定期或不定期探望子女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是父母与子女间情感联结的法律保障，更是未成年人获得完整亲情关爱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探视权执行难已成为困扰法院、当事人及社会的突出问题。从拒绝开门、藏匿子女到在子女面前贬低非抚养方，从执行通知书“石沉大海”到多次强制执行仍反复阻挠，探视权的实现往往需要非抚养方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最终却可能陷入“执行-阻挠-再执行-再阻挠”的恶性循环。这种困境不仅损害了法律权威，更让子女被迫卷入父母矛盾，对其心理健康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本文将从现实表现、深层成因及破解路径三个维度，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探视权执行难的现实表现

探视权执行难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这些表现既反映了执行过程的复杂性，也暴露了现有机制的薄弱环节。

（一）直接抚养方的主动阻挠

直接抚养方作为子女的日常照料者，常因离婚后的负面情绪或对子女的控制欲，采取多种方式阻挠探视。常见的阻挠手段包括：一是“物理隔绝”，如更换居住地址却不告知非抚养方，或在探视日关闭家门、拒绝开门；二是“条件设限”，要求非抚养方支付额外费用（如“探视费”“子女营养费”）、签署放弃财产声明等不合理条件作为探视前提；三是“情感操控”，在子女面前贬低非抚养方（如“爸爸不要我们了”“妈妈是坏人”），导致子女对探视产生抗拒心理；四是“临时变卦”，在约定探视时间前以“子女生病”“学校活动”等理由取消探视，执行人员到场核实后却发现并无异常。例如某法院受理的一起探视权执行案中，女方在离婚后拒绝男方探视，甚至将孩子转学至外地，男方通过法院查到新学校后，女方又以“孩子考试压力大”为由，连续三个月仅允许男方在学校围墙外远远看一眼孩子。

（二）子女的消极配合

随着子女年龄增长，其主观意愿对探视权执行的影响逐渐增强。部分子女因长期与直接抚养方共同生活，对非抚养方产生陌生感或抵触情绪；有的因直接抚养方的负面引导，将探视视为“背叛”；还有的因父母离婚时的激烈冲突留下心理阴影，对探视产生恐惧。例如12岁的小琳在父母离婚后随母亲生活，母亲常说“你爸爸抛弃了我们”，小琳逐渐拒绝与父亲见面，甚至在执行法官劝说时哭着说“我不想见他，他不是好爸爸”。这种情况下，法院难以强制子女配合，执行陷入“不能硬来，又无法说服”的两难境地。

（三）执行措施的效果有限

现行法律对探视权执行的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具体操作指引。法院常用的执行措施包括发送执行通知书、批评教育、罚款、拘留等，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佳。执行通知书可能被直接抚养方撕毁或拒收；批评教育对情绪激烈的当事人作用有限；罚款和拘留虽有威慑力，但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导致直接抚养方迁怒于子女。例如某案中，男方因女方阻挠探视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女方拘留15日后，女方释放当天就将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藏匿，男方再次申请执行时，法院因无法找到子女而暂时中止执行。此外，探视权执行具有持续性（需定期执行）和反复性（可能多次阻挠），而法院执行资源有限，难以对每个案件长期跟踪。

二、执行困境的深层成因

探视权执行难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法律、心理、社会等多维度问题交织的结果。

（一）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与操作性不足

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但这一规定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实践中直接抚养方常以此为由阻挠探视，而法院难以快速判断是否构成“不利于”；二是探视权的行使方式（如每周一次、每次几小时、是否可带子女外出）缺乏具体指引，当事人协议不成时，法院判决可能过于笼统（如“每月探视两次”），执行时易因“时间、地点”争议产生新矛盾；三是对阻挠探视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严格，《民事诉讼法》虽规定对拒不执行判决的可采取罚款、拘留，但未明确“拒不执行”的具体情形，且缺乏对长期阻挠行为的持续性惩罚措施。

（二）离婚后亲子关系的情感对立

离婚往往伴随夫妻双方的矛盾积累，部分当事人将对前配偶的怨恨转移到子女身上，认为“让对方见不到孩子”是对其的“惩罚”。这种情感对立导致直接抚养方缺乏协助探视的主观意愿，甚至将子女视为“报复工具”。心理学研究表明，离婚后一方对另一方的敌意越强烈，越容易阻挠探视；而长期的阻挠行为又会加剧非抚养方的愤怒，形成“敌意-阻挠-更敌意”的恶性循环。此外，部分直接抚养方存在“子女专属”心理，认为“孩子跟我生活，就是我的”，忽视了子女与非抚养方的天然血缘联系，将探视权视为对自身“抚养权”的侵犯。

（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