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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扬言出狱报复符合加重情节

一、19年血泪：一场入室抢婴案的创伤记忆

2006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山东某普通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写。凌晨时分，4名携带撬棍、断线钳的不速之客切断了受害人家的电源，翻墙入院后破锁入室。面对8个月大婴儿的爷爷奶奶，他们用暴力按住老人的身体，任凭老人撕心裂肺的哭喊，硬是将熟睡的婴儿从床上抱走。这场明火执仗的”抢婴”，就此拉开了一个家庭长达19年的苦难序幕。

被抢走的婴儿姜甲儒，成为了这个家庭日夜牵挂的”悬案”。孩子的爷爷在愧疚与思念中带着遗憾离世，奶奶因长期哭泣几乎双目失明，母亲则踏上了跨越全国30多个城市的寻子之路——她的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每到一个城市就张贴寻人启事，每遇到一个相似的身影就上前询问。直到2023年，警方通过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技术，才在17年后找到了被拐的姜甲儒。而此时，距离案发已过去19年，4名犯罪嫌疑人（均有违法犯罪前科）才被抓获归案。

这场”迟到的正义”，并未让受害家庭得到应有的慰藉。当2025年9月一审判决主犯曾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同伙分别获刑无期徒刑和15年时，受害母亲红着眼说出的”怕他减刑出来报复”，道尽了这个家庭对未来的恐惧——19年的身心折磨尚未愈合，人贩子的威胁又成了悬在头顶的新利刃。

二、法庭上的嚣张：从辱骂到威胁的司法挑衅

更令人震惊的，是主犯曾某某在法庭上的表现。一审判决后，得知自己被判死缓的曾某某，没有一丝认罪悔罪的态度，反而对受害人家属和作案同伙破口大骂。二审庭审中，他的嚣张气焰更甚：被法警带入被告席时，他抖着腿仿佛在听戏；听到判决结果时，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小男子竟挣脱束缚，用方言对审判长恶语相向；面对指证他的同伙，他当场辱骂；而面对那个被他摧毁了19年的家庭，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冰冷的威胁：“等我出来！”

这种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对人性底线的彻底践踏，远超一般犯罪者的”态度问题”。当法警多次提示其遵守法庭纪律时，他依然故我；当被害人母亲颤抖着陈述19年寻子之痛时，他的眼神里只有不屑。这种”我就算犯罪了也不怕”的傲慢，本质上是对法律威慑力的挑战——如果连法庭上的基本敬畏都没有，又如何保证其出狱后不会变本加厉？

三、加重情节的法理辨析：抗拒从严的司法逻辑

面对曾某某的嚣张言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在二审中对其加刑？这需要从法律层面分析其行为是否符合”加重情节”的认定标准。

首先，从犯罪本身的恶劣性看，本案已远超普通拐卖案件。根据刑法第240条，拐卖儿童罪的加重情节包括”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造成被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曾某某团伙携带工具入室抢劫婴儿，对被害人亲属实施暴力威胁，导致爷爷含恨离世、奶奶眼盲、母亲精神崩溃，完全符合”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加重情形。

其次，从犯罪后的态度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原则。所谓”坦白”，不仅指如实供述罪行，更包括认罪悔罪的态度；而”抗拒”则涵盖翻供、串供、威胁证人等行为。曾某某在一审后辱骂受害人、二审中藐视法庭、公开威胁报复，本质上是对司法程序的抗拒，是对”坦白从宽”原则的彻底否定。这种行为不仅反映其主观恶性极深，更说明其再犯风险极高——一个连法庭都敢挑衅的人，出狱后报复社会的可能性远高于普通罪犯。

最后，从社会危害性看，人贩子犯罪本就是社会公敌。曾某某团伙均有违法犯罪前科，属于”屡教不改”的惯犯，其再犯可能性天然高于初犯。而其在庭审中的嚣张言行，会向社会传递”犯罪成本低、威胁无后果”的错误信号，削弱法律对潜在犯罪者的威慑力。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更应通过严格量刑，向社会明确：挑战法律底线者，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四、司法回应的社会期待：严惩嚣张人贩的法治意义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家庭的血泪史，更因为它触碰了社会对”人贩子”的集体痛点。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始终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公众对人贩子的痛恨早已超越个案，上升为对社会安全底线的维护。当曾某某在法庭上用威胁传递”我还会回来”的信号时，他挑战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安全，更是整个社会的安全感。

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惩罚已发生的犯罪，更在于预防未来的伤害。对于曾某某这样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罪犯，司法机关需要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其再犯风险。如果二审维持死缓判决，其可能通过减刑在十几年后出狱，届时受害家庭将面临现实的安全威胁；而如果认定其嚣张言行构成加重情节，依法加刑至死刑立即执行，则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威胁，同时向社会传递”严惩恶性犯罪”的明确信号。

当前，二审已结束并择期宣判。我们期待法院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曾某某的犯罪手段、前科背景、庭审表现等因素，作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回应社会期待的判决。这不仅是对受害家庭19年苦难的告慰，更是对法治权威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