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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公园曾藏着一座“细菌工厂”

一、神圣祭坛下的罪恶：1855部队的隐秘登场

红墙灰瓦的天坛公园，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承载着明清两代帝王“敬天法祖”的虔诚与中华文明的礼乐基因。其西南角的神乐署，曾是培养祭祀乐舞生的场所，600多年树龄的“神乐槐”见证过钟磬齐鸣的盛典，却也在历史的褶皱里，藏着一段令人发指的黑暗往事——这里曾是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的“细菌工厂”。

1937年8月，卢沟桥的炮火尚未平息，侵华日军便将魔爪伸向了天坛神乐署。彼时的神乐署内，原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已具备完善的生物制剂研发设施，实验室、器械库、处理设备一应俱全。日军对这里的“考察”绝非偶然——他们看中的，正是此处成熟的微生物研究条件。1940年2月，经日本天皇敕令，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正式成立，代号甲第1855部队（简称1855部队），总部就设在神乐署。这支对外宣称“负责野战供水与传染病预防”的部队，实则是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核心细菌战机构，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形成南北呼应的罪恶网络。

二、从实验室到战场：细菌武器的罪恶链条

1855部队的“业务”远超出“防疫”范畴。根据史料记载，其核心任务是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疟疾等致命病原体，并将这些细菌转化为武器。更令人发指的是，为提升细菌武器的“效能”，日军竟将中国被俘士兵、平民作为“活体实验”对象，在实验室中观察细菌感染后的病理反应，手段之残忍，远超人类道德底线。

这支恶魔部队与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作为细菌战的总策划者，其制定的“细菌战实施纲领”成为1855部队的行动指南；而1855部队的骨干成员中，许多人曾在731部队服役，将哈尔滨“魔鬼实验室”的罪恶经验带到了北京。例如，1855部队的技术人员不仅掌握鼠疫杆菌的大规模培养技术，更擅长通过跳蚤等媒介传播细菌——这种“生物武器”曾在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中造成数万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1855部队的罪恶触角并非局限于实验室。除了直接参与战场细菌投放，他们还将毒手伸向和平区：通过污染水源、投放带菌昆虫等方式，在未设防的城市与乡村制造传染病疫情。这种无差别攻击，彻底暴露了日军“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

三、铁证如山：被历史封存的罪证与觉醒

1945年日本投降后，1855部队试图销毁一切罪证，炸毁实验室、焚烧记录、填埋设备。然而，历史的真相不会被彻底抹去。新中国成立后，天坛公园工作人员在神乐署内陆续发现了一批关键罪证，为这段黑暗历史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实物铁证。

在神乐署北侧的院落里，3口分别重达11吨、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被重新发掘。这些原本用于“防疫”的设备，实则是日军培养细菌时对实验器具进行高压灭菌的“标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了神乐署作为“细菌工厂”的功能属性。更令人震惊的是，1950年，工作人员在封存4年多的地下冷库里，发现了6支以女性名字命名的试管。经专家对残留菌种进行培养，其中5管仍具有强毒性的鼠疫杆菌。这些试管，既是日军“活体实验”的记录，更是其用中国人生命“校准”细菌武器的罪证。

如今，神乐署北墙的斑驳灰墙上，“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的汉白玉碑依然醒目。这块碑不仅是对历史的铭刻，更是对后人的警示——当我们在天坛感受古代文明的辉煌时，不能忘记脚下的土地曾被罪恶笼罩。

四、警钟长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现实意义

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神乐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8年来，这里的每一片砖瓦、每一段讲解，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沉重。天坛公园红色讲解员梁梓昱的经历，正是这段历史被铭记的缩影：他曾为一位好奇的小男孩讲解1855部队的罪行，孩子从最初的疑惑到逐渐严肃的神情，最终以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结束提问——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历史教育最朴素的力量。

在神乐署的修缮过程中，一面被爬山虎覆盖的北墙被特意清理出空白区域，“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的字样在绿色背景下格外醒目。这不是对仇恨的宣扬，而是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坚守。正如碑文所写：“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不让悲剧再重演。”

站在2025年的神乐署前，古槐的枝叶依然繁茂，祭天的礼乐声似乎仍在耳畔回响。但我们更要记住，在这神圣的祭坛下，曾有过一座“细菌工厂”，曾有过两万名日军用细菌武器残害同胞，曾有过无数无辜生命在病痛中挣扎。这段历史，需要被每一代人铭记；这些罪证，需要被每一代人守护。因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只有不忘苦难，才能更珍惜当下的安宁。

天坛公园的“细菌工厂”遗址，是一面镜子，照见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扭曲；更是一座警钟，提醒我们：守护和平，是每一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