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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犯罪分析

引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作为连接交易主体的重要纽带，既是保障交易安全的“防护网”，也是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合同诈骗犯罪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幌子，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不仅直接侵害被害人财产权益，更严重破坏市场信用体系和交易秩序，是司法实践中常见且危害突出的经济犯罪类型。本文围绕合同诈骗犯罪的概念界定、行为特征、成因及治理对策展开系统分析，旨在为精准识别、有效防范此类犯罪提供参考。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概念与法律界定

合同诈骗犯罪的准确定性，是开展分析的逻辑起点。只有明确其法律边界，才能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一）刑法层面的定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一规定明确了该罪的核心要件：主观上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表现为利用合同实施欺骗行为，客体是他人财产权及市场秩序，主体包括自然人与单位。其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关键——民事欺诈虽有欺骗行为，但行为人仍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或能力，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自始无履约意图，仅以合同为工具骗取财物。

（二）与相关行为的界限区分

实践中，合同诈骗常与普通合同纠纷、民事欺诈等行为交织，需严格区分：

其一，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合同纠纷多因客观原因（如市场变化、经营失误）导致无法履行合同，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且在纠纷发生后通常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或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无履约能力或故意隐瞒关键信息，或在履行过程中转移财产、逃避责任，本质是“骗财”而非“履约”。

其二，与民事欺诈的界限。民事欺诈是一方当事人为促成交易，在合同要素（如产品质量、资质状况）上进行夸大或虚假陈述，但仍有履行合同的基本意愿和能力，其目的是通过交易获取利益；合同诈骗则完全以“骗”为核心，行为人从无履约打算，所骗取的财物直接用于个人挥霍或转移隐匿，无归还可能。

二、合同诈骗犯罪的常见手段与行为特征

合同诈骗犯罪手段随经济形态演变不断翻新，但核心逻辑始终围绕“虚构履约能力”“制造履约假象”展开。深入剖析其手段与特征，有助于提升识别能力。

（一）常见犯罪手段

虚构主体身份：行为人通过伪造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冒充合法市场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例如，使用虚假身份注册空壳公司，或冒用他人企业名义，利用被害人对“正规主体”的信任骗取财物。

虚假担保与质押：以伪造的房产证、车辆登记证、存单等作为担保物，或对同一财产重复抵押，向被害人展示“履约保障”，实则担保物无实际价值或已被依法查封。如某案例中，行为人将一辆已抵押的车辆作为质押物，与多人签订借款合同，骗取资金后逃匿。

空头合同与连环诈骗：以“高额订单”“低价货源”为诱饵，与被害人签订明显超出自身履约能力的合同。例如，虚构“大型工程采购需求”，要求被害人预付保证金或定金，收到款项后以“项目取消”“验收不通过”等理由推脱，实则资金已被转移；或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用后笔诈骗所得支付前笔“履约款”，制造正常交易假象，直至资金链断裂。

履行小额合同诱骗大额交易：先履行部分小额合同取得被害人信任，再以“扩大合作”为由签订大额合同，骗取巨额财物后逃匿。此类手段利用“渐进式信任积累”心理，被害人往往因前期合作顺利放松警惕，最终损失惨重。

（二）行为特征分析

隐蔽性强，识别难度大：行为人多以“合法经营”为包装，利用合同的形式合法性掩盖非法目的。例如，空壳公司注册流程规范、办公场所正规，甚至配备“专业团队”，从资质文件到业务洽谈均模仿真实交易，被害人难以从表象判断其诈骗意图。

智能化、专业化趋势明显：部分犯罪团伙具备一定经济、法律知识，熟悉合同条款设计漏洞，利用“阴阳合同”“模糊履约期限”等方式规避法律风险。例如，在合同中约定复杂的验收标准，故意设置被害人无法满足的条件，以此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或要求返还定金。

跨区域、链条化特征突出：随着交通与信息网络发展，犯罪行为常涉及多地主体。例如，行为人在甲地注册公司、乙地签订合同、丙地转移资金，利用地域管辖差异增加侦查难度；部分案件还形成“伪造证件—虚假宣传—签订合同—转移资金”的完整链条，各环节分工明确，反侦查能力强。

被害人多为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此类群体资金实力较弱、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且为拓展业务更易轻信“优质订单”。同时，部分被害人因急于成交，未严格审查对方资质，或忽视合同审核环节，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合同诈骗犯罪的成因分析

合同诈骗犯罪的滋生与蔓延，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环境到微观个体，需系统梳理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一）经济环境与市场机制因素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