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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规则解析、实务困境与优化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作为规范交易行为、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法律工具，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合同解除权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行使期限的规定对于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保障交易秩序的正常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合同关系的稳定性角度来看，明确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能够避免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没有时间限制，一方当事人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后才决定是否解除合同，这使得合同相对方始终无法确定合同是否会被解除，进而影响其对合同履行的合理预期和相关安排。例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若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后的数年都有权随时以各种理由解除合同且无期限限制，承租人可能不敢对房屋进行必要的装修或添置长期使用的设备，因为一旦合同解除，这些投入将遭受损失。这种不确定性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降低交易效率。

然而，当前我国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实际司法实践存在脱节现象。《民法典》虽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作出了一般性规定，如第五百六十四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规定仍显得不够具体和细化。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的标准，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同一类型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对于卖方迟延交付货物，买方在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未被催告的情况下，其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在不同地区法院的认定差异较大，有的法院认定为几个月，有的则认定为一年以上。这种裁判尺度的不统一不仅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增加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研究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问题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完善法律制度层面来看，深入分析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有助于填补法律漏洞，使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法律规定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合同法律体系。从解决合同纠纷的实践角度出发，明确统一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认定标准，能够为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提供更为准确、具体的裁判依据，减少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有效化解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成熟的立法实践。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民法典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作出了详细规定，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合同以及解除权产生的不同事由，规定了相应的行使期限。德国法注重对合同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在确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时，充分考虑合同的性质、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等因素。法国民法典也有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内容，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合同的稳定性，对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相对严格，以防止当事人随意解除合同，破坏合同关系的稳定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那样明确的除斥期间概念，但通过判例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规则。美国在合同法领域，通过大量的司法判例，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进行判断，考虑的因素包括合同的目的、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影响等。英国的合同法同样注重在具体案件中根据公平原则和商业惯例来确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以保障合同交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国内学者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性质，多数观点认为其属于除斥期间，旨在限制形成权的行使，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还有学者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如“合理期限”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统一适用。同时，有学者通过对大量司法案例的实证研究，总结出法院在认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时的常见考量因素和存在的问题。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不同类型合同的解除权行使期限的特殊性研究不够深入，缺乏针对特定合同类型的专门性分析。例如，在金融衍生品合同、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等新兴和复杂合同领域，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实践需求。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虽然部分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但样本的选取和分析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未能及时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方面，尚未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和法律文化传统，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本土化建议。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合同类型出发，综合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