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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视角看“分居式婚姻”中的亲密协商新范式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在个体化与全球化浪潮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城市家庭的结构与实践正经历深刻变迁，“分居式婚姻”作为一种新兴的、非冲突性的夫妻生活安排日益增多。这种模式颠覆了以“同室而居”为基础的传统婚姻想象，对其核心要素——亲密关系的维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旨在从家庭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交叉视角，深入探讨“分居式婚姻”中亲密关系的协商与重构新范式。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十二对自愿选择分居生活的城市夫妻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纯粹关系”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来系统性地考察夫妻双方是如何在时空分离的背景下，通过主动的协商实践，来维系和再造亲密感。研究发现，“分居式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已从一种基于物理共存的“默示亲密”，转变为一种依赖持续沟通与明确契约的“协商式亲密”。这种新范式具体通过三个维度的协商来建构：其一，是“时间协商”，即以高质量的“仪式化共处”取代日常的陪伴；其二，是“空间协商”，即在尊重个体独立空间的基础上，建立象征性的“共享生活域”；其三，是“情感协商”，即通过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与透明的沟通，来管理信任与维系情感联结。本文认为，“分居式婚姻”并非婚姻的衰败，而是现代婚姻在高度个体化社会中的一种主动调适与创造性实践。它所催生的“协商式亲密”，预示着一种更为反思性、契约化和去传统化的新型家庭伦理范式的可能。

关键词：

分居式婚姻，亲密关系，协商，家庭伦理，纯粹关系

二、引言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深刻地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理想婚姻的想象：一种基于朝夕相伴、风雨同舟的、贯穿生命始终的共同生活。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夫妻“同室而居”不仅是婚姻的法律要求与社会规范，更是维系情感、履行家庭责任、构建亲密关系的不证自明的物理基础。然而，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中，这一基础正在被一种新兴的家庭实践所动摇，那便是“分居式婚姻”。

与因感情破裂而导致的传统分居不同，本文所探讨的“分居式婚姻”，特指夫妻双方在感情和睦、婚姻关系存续的前提下，因职业发展、个人空间需求、生活习惯差异等非冲突性原因，自愿选择在不同住所长期生活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内置产，家外居住”的安排，在双城生活的职场精英、追求独立空间的中年夫妻、乃至寻求“周末夫妻”模式的年轻伴侣中，已不再是罕见的个案，而逐渐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深刻地挑战了我们关于婚姻与家庭的传统认知，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伦理与实践难题：当婚姻失去了“共居”这一物理外壳之后，其内在核心——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将如何维系？当日常的、琐碎的、面对面的互动被时空的距离所阻隔，曾经那种在共同生活中“自然”生长起来的亲密感，是否会随之消弭？如果不会，那么这些选择分居的夫妻，又是通过何种新的、或许更为复杂的方式，来主动地协商、建构和维持他们的情感联结的？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家庭的微观互动视角审视，当代城市“分居式婚姻”中的夫妻，究竟发展出了一种怎样的亲密关系协商新范式？这一新范式，具体体现在哪些维度的协商实践之中？与传统的、基于共居模式的亲密关系相比，其内在的伦-理逻辑与维系机制发生了何种深刻的转变？本研究旨在超越对“分居式婚姻”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或现象罗列，而将其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实验室”，通过深入考察其内部的亲密关系运作机制，来揭示现代性背景下婚姻与家庭伦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迁。本研究期望通过对这一“协商式亲密”新范式的理论构建，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人的婚姻观念转型与家庭实践创新，提供一个富有学理深度的分析框架。

三、文献综述

围绕非同居亲密关系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已有较长的历史，并形成了以“分住伴侣关系”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谱系。而在中国，对“分居式婚姻”的学术关注则相对较晚，但近年来也逐渐增多。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梳理为西方理论背景、国内现状研究以及现有研究的局限三个层面。

在西方理论背景层面，对现代亲密关系的社会学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宏大的理论框架。其中，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纯粹关系”与“汇流之爱”理论，最具奠基性意义。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亲密关系正逐渐从一种被传统、经济与社会义务所束缚的制度，转变为一种基于情感满足与自我实现的“纯粹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不再依赖于外在的规范，而是依赖于双方通过持续的、开放的沟通与协商，所能共同创造的“亲密感”。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亲密关系中“协商”的中心地位，为我们理解“分居式婚姻”何以可能，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解释。此外，社会学家们对西方社会中日益增多的“分住伴侣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其成因、类型、人口学特征及其对个体福祉的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