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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无效认定案例

引言

婚姻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重要组成，其效力认定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更涉及家庭关系的稳定与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法律适用的边界与裁判逻辑。本文将结合典型案例，从重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达法定婚龄三大无效情形切入，分析婚姻无效认定的核心要点，探讨司法实践中争议焦点的解决路径，以期为公众理解婚姻效力制度提供参考。

一、重婚情形下的婚姻无效认定

（一）案例概述：重复登记引发的婚姻效力争议

张某与李某于某年登记结婚，婚后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分居期间，张某与王某相识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随后双方隐瞒张某已婚的事实，持虚假单身证明再次办理了结婚登记。李某得知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张某与王某的婚姻无效。

（二）争议焦点：重婚的认定标准与事实婚姻的法律评价

本案审理中，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张某与王某的第二次登记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重婚；其二，若张某与王某未办理第二次登记但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否仍可认定为重婚导致婚姻无效。

针对第一点，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重婚是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张某在与李某的婚姻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与王某登记结婚，符合“有配偶者与他人登记结婚”的重婚要件。即使张某与李某处于分居状态，只要前婚未通过离婚登记或法院判决解除，其法律效力依然存续，后婚的登记行为直接构成重婚。

针对第二点，法院进一步释明，根据司法解释，重婚不仅包括法律重婚（两次登记），也包括事实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共同生活）。若张某与王某未办理第二次登记但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同样可能被认定为重婚，导致后一关系被宣告无效。但需注意，事实重婚的认定需满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实质要件，需结合周围群众的认知、共同生活的持续性、对外宣称的身份等证据综合判断。

（三）裁判要点与法律启示

本案最终判决张某与王某的婚姻无效。裁判要点强调：重婚的核心在于前婚的有效性与后婚的重叠性，只要前婚未合法解除，后婚无论登记与否，只要符合重婚的形式或实质要件，均应认定为无效。这一判决启示公众：婚姻登记的法律效力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任何试图通过隐瞒、欺骗等方式重复建立婚姻关系的行为，均可能导致后婚无效，且行为人还可能因触犯刑法构成重婚罪承担刑事责任。

二、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下的婚姻无效认定

（一）案例概述：表兄妹婚姻的效力争议

陈某与赵某系表兄妹（陈某的母亲与赵某的母亲为亲姐妹），两人自幼相识，成年后因感情深厚决定结婚。登记时，双方隐瞒了亲属关系，婚姻登记机关未察觉，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三年，陈某因家庭矛盾提出离婚，赵某则主张双方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请求法院确认婚姻无效。

（二）争议焦点：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界定与无效婚姻的溯及力

本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表兄妹是否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禁止范围；其二，若婚姻被认定无效，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关系与子女抚养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点，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048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规定，结合亲属关系计算规则，明确陈某与赵某的亲属关系：陈某的母亲与赵某的母亲是亲姐妹（二代），陈某与赵某则为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同源于外祖父母），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范围。即使双方自愿登记，该婚姻仍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关于第二点，法院指出，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无效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于子女抚养问题，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即子女视为非婚生子女，但父母仍需履行抚养、教育义务。

（三）裁判要点与法律启示

本案最终判决陈某与赵某的婚姻无效。裁判要点强调：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因当事人的自愿而改变；婚姻无效的溯及力意味着双方自始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但子女权益与同居财产的处理需兼顾公平与保护弱者。这一案例提醒公众：亲属关系的审查是婚姻登记的重要环节，即使通过欺骗手段完成登记，婚姻效力仍可能被后续司法程序否定，因此婚前应主动了解亲属关系的法律界限，避免因无知或侥幸陷入无效婚姻。

三、未达法定婚龄的婚姻无效认定

（一）案例概述：虚报年龄登记的效力争议

王某（女，19周岁）与李某（男，20周岁）相恋后急于结婚，但因王某未达法定婚龄（女20周岁），双方伪造了王某的身份证（将年龄改为21周岁），并成功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两年，王某以登记时未达法定婚龄为由，向法院申请确认婚姻无效。此时，王某已年满21周岁，李某年满22周岁。

（二）争议焦点：无效情形消失后的婚姻效力补正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申请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