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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主观故意认定标准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作为新型网络犯罪的“辅助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显著上升。据统计，帮信罪已成为当前刑事案件中数量增长最快的罪名之一。然而，由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技术性特征，帮信行为人与正犯之间往往不存在直接犯意联络，行为人的主观故意难以通过直接证据证明，“如何准确认定主观故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难题。主观故意作为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其认定标准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更影响着刑事打击的精准性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本文将围绕帮信罪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展开系统探讨。

一、帮信罪主观故意的基础理论

（一）主观故意的法律内涵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部分构成。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对于帮信罪而言，其主观故意的认识因素表现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意志因素则表现为“希望或放任他人利用自己的帮助行为完成犯罪”。需要强调的是，帮信罪的主观故意不要求行为人明知被帮助对象的具体犯罪行为（如是诈骗还是开设赌场），只需明知对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一概括性事实即可，理论上称为“概括明知”。这一特征与传统共同犯罪中“明知具体犯罪内容”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特殊规制。

（二）帮信罪主观要件的特殊性

相较于传统犯罪，帮信罪的主观故意认定具有鲜明的“网络特性”。其一，行为人与被帮助对象之间通常不存在直接的犯意联络，多通过网络平台、匿名账号等间接方式接触，主观故意的外部表现更为隐蔽；其二，部分帮助行为具有“技术中立性”，如提供服务器托管、支付结算等服务本身是合法的市场行为，其违法性需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综合判断；其三，网络犯罪的分工细化导致帮助行为的“可替代性”增强，行为人可能基于“赚快钱”“行业惯例”等动机提供帮助，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往往夹杂经济利益驱动，而非直接追求犯罪结果发生。这些特殊性使得传统“直接证明”的主观认定方法在帮信罪中难以适用，司法实践更依赖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

二、帮信罪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

（一）“明知”的规范解读：从“明确知道”到“应当知道”

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明确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的主观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形。

“明确知道”是指行为人通过被帮助对象的明示、聊天记录、书面协议等直接证据，确切知晓对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例如，行为人收到被帮助对象的信息：“我们在做网络诈骗，需要你提供支付接口”，此时即可认定“明确知道”。

“应当知道”则是司法机关根据客观事实推定行为人“不可能不知道”，本质是一种“推定明知”。《解释》第11条列举了七种可推定“明知”的情形，如“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等。这些情形的共性在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超出了正常市场行为的范畴，足以反映其主观上对犯罪的认知。例如，行为人以远高于市场价格的“手续费”为他人提供银行卡“跑分”服务，且频繁更换收款账户，这种异常交易模式即可推定其“应当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二）司法推定的适用规则：基础事实与逻辑推演

司法推定是帮信罪主观故意认定的核心方法，但推定的适用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首先，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确实、充分。基础事实是推定的前提，需通过在案证据（如聊天记录、交易记录、设备日志等）证明。例如，在认定“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时，需有监管部门的书面通知、送达凭证、行为人继续实施帮助行为的证据等。若仅有“曾接到电话提醒”而无书面记录，则无法作为有效基础事实。

其次，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主观明知）之间需存在合理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应符合一般人的认知经验，即根据基础事实，普通人能够得出“行为人明知他人犯罪”的结论。例如，行为人提供的“改号软件”在正常市场中无合法用途，专门用于电信诈骗的“显号伪装”，这种“专门性”即可建立基础事实与主观明知的逻辑联系。

最后，推定需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行为人若能证明基础事实不成立，或存在其他合理理由（如受欺骗、缺乏认知能力等），则可推翻推定。例如，行为人辩称“虽提供了银行卡，但不知晓卡内资金用途”，若其能证明自己从未查询过账户流水、未与被帮助对象有过异常沟通，且银行卡是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则可能推翻“明知”的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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