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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作为政治认同的建构机制——基于2023–2025年G20、金砖、联合国投票联盟形成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随着全球力量格局的深刻调整,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与俄乌冲突背景下大国竞争的加剧,“全球南方”作为一个集合性政治概念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兴与重构。本研究旨在剖析“全球南方”从一个地理与经济的模糊范畴,转变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政治认同的社会建构过程。本文采用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通过对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间三个关键全球治理场域——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以及联合国(UN)——中的话语实践与联盟形态进行过程追踪与比较分析,旨在揭示这一政治认同的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全球南方”的认同建构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机制动态展开:一是在G20场域中,通过与“北方”的互动与差异化定位,进行“镜像建构”,突出自身在发展、债务、气候正义等议题上的共同立场;二是在金砖机制的平台上,通过扩员和创设替代性制度(如新开发银行),进行“内部整合”,凝聚核心力量并提供制度依托;三是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上,围绕特定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改革)形成灵活的“议题团结”,展现集体行动能力。本文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本质上是一场旨在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集体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的认同政治实践,其特征是流动性、异质性与战略性,预示着全球秩序正从单极或两极对抗,向更多元的“多中心”结构演变。

关键词:全球南方,政治认同,社会建构主义,全球治理,金砖国家

二、引言

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全球图景中,一个看似古老实则焕然一新的术语——“全球南方”——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出现在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从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到巴西、印度、南非等国领导人的演讲,再到各大国际论坛的议程设置,“全球南方”正从一个主要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地理或经济标签,迅速演变为一个承载着特定政治诉求和集体身份认同的行动口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深刻的全球结构性变迁:后冷战时代由西方主导的单极时刻已然终结,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的紧迫性,以及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公平性与有效性上的双重赤字,共同为“全球南方”的“再政治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全球南方”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由拥有共同利益的、同质化的国家组成的实体联盟吗?显然不是。这个宽泛的范畴内部充满了巨大的差异性:从经济体量上看,它既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巨头,也包括众多最不发达国家;从政治制度上看,它囊括了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各种混合政体;在地缘战略上,各国利益与联盟关系也错综复杂。这种内在的异质性,使得将“全球南方”简单地视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铁板一块的“行动体”的分析路径,显得苍白无力。

这就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全球南方”并非一个天然的实体,那么它作为一种被日益强调的“政治认同”,其建构机制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众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各不相同的国家,是如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通过何种话语和实践,开始将自身“想象”并“呈现”为一个具有共同身份和集体意志的“全球南方”的?本研究的目标,正是要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将“全球南方”的崛起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进行中的“认同建构工程”。本文将聚焦于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这一关键时期,选取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和联合国(UN)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场域作为分析案例,通过考察这些平台上的话语交锋、议程设置与联盟构建,来系统性地揭示“全球南方”这一政治认同的建构逻辑、表现形态及其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其次阐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接着将对三个案例场域中的认同建构机制进行深入讨论,最后在结论部分进行总结与展望。

三、文献综述

围绕“全球南方”的研究,随着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变化,展现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轨迹。相关文献大致可以从概念史、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进行梳理。

第一类文献侧重于概念史的梳理,追溯“全球南方”这一术语的演变。这类研究指出,“全球南方”并非一个新词,但其内涵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它脱胎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概念,但又与之有本质区别。“第三世界”强调的是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不结盟”政治立场。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这一更具经济色彩的术语一度成为主流,其划分标准主要依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全球南方”在二十一世纪的复兴,则被视为一种“再政治化”的转向。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地理范畴,而更强调一种共同的后殖民历史记忆、在现有全球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以及对更公平、更多元全球治理秩序的共同诉求。这类文献为理解“全球南方”的当代意涵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深度,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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