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豁免.docxVIP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豁免

引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传播性和公共危害性等特征，往往需要全社会协同应对。在此过程中，个人信息作为关键资源，常被用于疫情监测、风险预警、流调溯源等核心防控环节。然而，个人信息处理通常需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需取得信息主体同意。这种常规约束与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响应、全面覆盖”的防控需求形成天然张力。为破解这一矛盾，法律体系中逐渐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豁免”规则——即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不严格遵循常规程序处理个人信息。这一规则既是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体现，也是平衡个体权益与社会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将围绕豁免的法律基础、实践逻辑、边界界定及平衡机制展开系统探讨，以期为完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一、个人信息处理豁免的法律基础

个人信息处理豁免并非无本之木，其合法性需通过法律体系中的“例外条款”得以确认。我国已形成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专项法律为补充的规范框架，为豁免规则提供了多维度支撑。

（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原则性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既确立了“告知-同意”的核心规则，也为特殊场景预留了豁免空间。该法第34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第35条进一步补充：“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有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或者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除外。”这两条规定为国家机关在履行公共卫生防控职责时处理个人信息提供了原则性豁免依据，即当告知可能妨碍防控工作时，可豁免告知程序；处理范围需严格限定于“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

（二）公共卫生专项法律的具体授权

《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这一条款直接赋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主体在传染病防控中收集个人健康信息、行程信息的权力，且未将“取得同意”作为前置条件。《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2条则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必要时可以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请求其他地方人民政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技术支援。”虽未直接提及个人信息，但为紧急状态下跨区域、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提供了间接法律依据，实质上构成对常规信息处理流程的豁免。

（三）地方性法规的实践细化

由于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地域差异性，地方立法往往会结合实际情况对豁免规则进行细化。例如，某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实施办法》中明确：“疫情暴发期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依法要求通信运营商提供特定区域内人员流动数据，要求医疗机构共享确诊病例、密接人员的诊疗信息；相关数据仅用于疫情研判和防控措施制定，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此类规定既填补了国家层面立法的具体操作空白，又通过“用途限定”条款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体现了“豁免但不滥用”的立法逻辑。

二、豁免规则的实践逻辑：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动态平衡

个人信息处理豁免的核心矛盾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冲突与调和。理解这一规则的实践逻辑，需从防控需求的特殊性、信息处理的必要性及权益损害的可控性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防控需求的特殊性：时间压力与覆盖范围的双重挑战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病毒传播速度往往快于常规信息收集与处理速度。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例，病毒可能在数小时内通过公共交通扩散至多个区域，若严格遵循“逐一告知-取得同意-收集信息”的常规流程，可能导致流调滞后、防控措施延误，最终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和社会损失。例如，在某起聚集性疫情中，疾控部门需在24小时内锁定500名密接人员的活动轨迹，若要求每人均签署信息收集同意书，至少需要48小时以上，显然无法满足防控时效要求。因此，豁免常规程序是应对时间压力的必要选择。

同时，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范围具有广泛性，可能涉及一个社区、一座城市甚至多个区域。若仅收集部分人群的信息，可能因数据不全导致防控漏洞。例如，某城市在疫情初期仅收集确诊患者信息，未收集其密接者的行程数据，导致病毒通过未被追踪的次密接者持续传播，最终不得不采取更严格的封控措施。这一案例说明，覆盖范围的全面性要求信息处理需突破“自愿参与”的限制，通过豁免规则扩大信息收集范围。

（二）信息处理的必要性：精准防控与科学决策的关键支撑

个人信息的有效处理是实现精准防控的基础。以流调工作为例，需要整合患者的就诊记录、移动轨迹、接触史等多维度信息，通过交叉验证锁定传播链；若缺少某类信息（如未登记的临时居住信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