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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社会学视角看“单位制”解体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单位制”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社会的核心组织形态，曾集生产、生活、福利与社会控制功能于一体，构成了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总体性”治理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单位制”的逐步解体，引发了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一场深刻的、延续至今的结构性转型。本文旨在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转型过程进行长时段的、系统性的考察，深入剖析“单位制”解体，是如何在城市基层社会，催生出一个深刻的“治理真空”，以及国家又是如何通过推动“社区建设”，来试图“填补”这一真空，并最终形塑了当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与内在困境。本研究主要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政策文本的梳理与既有社会学案例研究的整合，进行理论性的阐释。研究发现，“单位制”的解体，其本质，是从一种以“组织”为本位、身份依附为特征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向一种以“地域”为本位、社会关系原子化为特征的“碎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在释放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深刻地瓦解了原有的社会整合与资源动员机制。作为应对，“社区”被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为新的治理单元，但它在功能、资源与权威上，与昔日的“单位”，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社区治理，在实践中，陷入了“行政任务下沉”与“居民参与不足”的双重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位制”历史“路径依赖”的深刻体现。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诸多挑战，根源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未能实现有效的、良性的重构，而仅仅是以一种新的行政化方式，对一个日益原子化和异质化的社会，进行管理，从而产生了持续的结构性张力。

关键词：

单位制，基层治理，历史社会学，国家与社会关系，社区建设

二、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速度最为迅猛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转型。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中，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但在这片由高楼、市场与流动人口所构成的现代景观之下，其内在的社会组织方式与治理逻辑，同样经历了一场“于无声处的惊雷”般的深刻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便是曾经作为城市社会“细胞”与国家治理“基石”的“单位制”的逐步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以“社区制”为替代的、新的基层治理体系的艰难建构。

“单位制”，是理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社会的一把总钥匙。它远非一个单纯的工作场所，而是一个集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乃至婚姻介绍、纠纷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微型社会”与“全能主义”组织。在这一体制下，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以“单位人”的身份，被深度地嵌入到国家所设置的、一个密不透风的组织网络之中。国家通过“单位”，将资源与控制，直接渗透到社会的最末梢，从而实现了一种高效的、低成本的、总体性的社会整合与管理。可以说，“单位”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基层治理的“操作系统”。

然而，改革开放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侵蚀并最终冲垮了这一“操作系统”的根基。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制、住房制度的商品化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系统性地剥离了“单位”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将其从一个“包办一切”的社会实体，还原为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曾经的“单位人”，被大量地“抛入”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流动的、原子化的“社会人”。这一深刻的“脱嵌”过程，在宏观上，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活力的必要之举，但在微观的基层治理层面，却直接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治理真空”与“秩序难题”。当“单位”不再负责时，谁来为下岗职工提供帮扶？谁来管理日益复杂的商品房小区？谁来组织和动员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居民群体？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历史社会学的长时段视角审视，“单位制”的解体，究竟给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带来了何种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冲击？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应对，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社区建设”，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继承”或“替代”了“单位制”原有的治理功能？当代城市基层治理中所普遍存在的诸多困境（如行政化、参与难、资源少等），与从“单位”到“社区”的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之间，存在着何种深刻的“路径依赖”关系？本研究旨在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对这一宏大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一次深入的、机制性的学理剖析。

三、文献综述

围绕“单位制”及其解体，与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领域，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大致归纳为关于“单位制”的经典研究、关于“单位制”解体的过程与后果研究，以及关于当代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困境研究三个主要脉络。

在关于“单位制”的经典研究层面，以安德鲁·华尔德、路风等学者为代表的开创性工作，为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华尔德以其“新传统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