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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继承编修订条款解读

引言

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系到自然人私有财产的传承，也与家庭伦理、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我国原《继承法》自1985年施行以来，在规范继承关系、保护公民财产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结构、财产形态、财富积累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法律规定逐渐显现出滞后性：遗嘱形式单一难以适应电子时代需求、遗产范围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争议、部分继承规则与现代家庭观念脱节等问题亟待解决。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继承编在原《继承法》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修订，新增、修改条款达30余条，既保留了传统继承制度的核心价值，又回应了新时代的现实需求，为公民财产传承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保障。本文将围绕继承编的核心修订条款，从遗嘱形式完善、遗产范围扩展、继承制度创新、遗产管理人制度构建四个维度展开解读，剖析修订背后的立法逻辑与实践意义。

一、遗嘱形式的多元化与效力规则的优化

遗嘱是自然人处分个人财产、安排身后事务的重要法律工具。原《继承法》仅规定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五种遗嘱形式，且明确公证遗嘱具有最高效力。这种规定在电子设备普及、信息记录方式多样化的今天，已难以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民法典继承编针对遗嘱制度进行了两方面关键修订：一是新增两种遗嘱形式，二是调整遗嘱效力规则。

（一）新增打印遗嘱与录像遗嘱，回应技术发展需求

原《继承法》中的“录音遗嘱”仅指以录音带、录像带等传统介质记录的遗嘱，但随着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的普及，录像设备已成为日常记录工具，“录像遗嘱”的表述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语言习惯。同时，打印遗嘱作为近年来常见的遗嘱形式，因原法律未明确其合法性，实践中常因形式要件不规范引发争议。例如，曾有案例中老人请子女打印遗嘱并签字，但因未注明页码、见证人身份存疑，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民法典继承编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1137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两条规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的合法地位，并对形式要件作出严格要求。以打印遗嘱为例，“每一页签名”的要求避免了遗嘱被篡改的风险；录像遗嘱中“记录姓名或肖像”则确保了遗嘱人和见证人的身份可识别性。这些规定既尊重了民众使用现代工具立遗嘱的习惯，又通过形式要件保障了遗嘱的真实性。

（二）删除公证遗嘱优先效力，尊重遗嘱人真实意愿

原《继承法》第20条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这意味着若遗嘱人立有多份内容冲突的遗嘱，无论最后一份遗嘱是否反映其真实意愿，公证遗嘱都具有优先效力。实践中曾出现老人因行动不便无法重新办理公证，导致晚年真实意愿无法实现的情况。例如，某老人早年公证将房产留给长子，晚年因长子未尽赡养义务，自书遗嘱将房产留给女儿，但因未撤销原公证遗嘱，最终遗产仍按公证遗嘱分配，引发家庭矛盾。

民法典继承编第1142条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这一修订彻底废除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确立了“以最后遗嘱为准”的规则。其核心价值在于更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遗嘱人有权根据自身情况变化修改遗嘱内容，法律不应因形式差异限制其变更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则并非否定公证遗嘱的证明效力，而是强调所有遗嘱形式在效力位阶上平等，最终以时间在后的有效遗嘱为准。这一调整既符合“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则，也解决了实践中遗嘱人“改遗嘱难”的问题。

二、遗产范围的扩展与新型财产的纳入

遗产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继承人的财产权益。原《继承法》第3条以列举方式规定遗产范围，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等七类财产，并以“其他合法财产”作为兜底。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财产形态日益多样化，虚拟财产、股权、债权等新型财产逐渐成为重要遗产类型，原有的列举式规定已无法涵盖所有情况。

（一）从“列举+兜底”到“概括式”规定，扩大遗产覆盖范围

民法典继承编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这一规定将原《继承法》的“列举+兜底”模式改为概括式规定，仅排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极大扩展了遗产范围。例如，网络账号、游戏装备、比特币等虚拟财产，只要是被继承人合法取得且法律未禁止继承，即可纳入遗产范围。再如，被继承人生前持有的公司股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如著作权的收益权）、未到期的债权等，均属于可继承的遗产。

（二）明确特殊财产的继承规则，解决实践争议

针对实践中争议较大的财产类型，民法典继承编虽未逐一列举，但通过其他条款间接明确了继承规则。例如，关于农村土地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