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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法与卫星发射

引言

当第一颗人造卫星划破大气层的那一刻，人类的活动范围正式从地球延伸至外空。半个多世纪以来，卫星发射从国家主导的“太空竞赛”演变为商业公司参与的“航天经济”，从单一科学实验发展为覆盖通信、导航、气象、遥感等多领域的基础设施。然而，外空并非“法外之地”——卫星从设计制造到入轨运行，从轨道选择到退役处置，每个环节都与国际空间法紧密交织。国际空间法既是卫星发射活动的“规则手册”，也是外空资源合理利用的“保护屏障”；而卫星发射实践的快速迭代，又不断推动着国际空间法的完善与革新。二者的互动，本质上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技术能力与维护外空和平秩序的治理智慧之间的动态平衡。

一、国际空间法的发展脉络与核心原则

（一）从“太空竞赛”到“全球治理”：国际空间法的形成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国际空间法的奠基期。这一时期，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推动了卫星发射技术的突飞猛进，但外空活动的无序性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若各国随意发射卫星、抢占轨道资源，甚至将外空军事化，可能导致外空成为新的冲突场域。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空间法体系逐步建立。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首次明确外空“和平利用”“自由探索”等基本原则；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简称《外空条约》）正式生效，成为国际空间法的“宪法性文件”；随后《营救协定》《责任公约》《登记公约》《月球协定》等5项核心条约陆续出台，共同构建起覆盖外空活动全流程的法律框架。

（二）指导卫星发射的五大核心原则

国际空间法对卫星发射的规范，集中体现在以下五大原则中：

其一，“外空不属于任何国家”原则。《外空条约》明确规定“外空不得被任何国家以主权主张、使用或占领等方式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卫星发射国不能通过发射行为宣称对某段轨道或外空区域拥有所有权，轨道资源本质上是“全球公共资源”，需通过国际协调分配。

其二，“国家责任”原则。无论卫星发射主体是政府还是商业公司，发射国均需对卫星在地球表面、外空或大气层内造成的损害承担“绝对责任”（对地面或飞行中航空器的损害）或“过失责任”（对外空其他物体的损害）。例如，若某国卫星因技术故障与他国卫星碰撞，发射国需证明自身无过失，否则需承担赔偿责任。

其三，“和平利用”原则。卫星不得用于军事侦察、武器试验等非和平目的，军用卫星的发射也需符合“为和平目的服务”的界定（如用于灾害监测的军用卫星可能被视为符合）。

其四，“登记与透明”原则。根据《登记公约》，发射国需向联合国秘书长登记其空间物体（包括卫星）的基本信息（如轨道参数、功能、所属国等），确保国际社会可追踪卫星状态，减少轨道碰撞风险。

其五，“营救与返还”原则。若卫星或其碎片坠落至他国领土，发射国需与降落地国合作营救相关人员（如载人航天任务），并及时回收空间物体，避免引发主权争议。

二、卫星发射全流程中的法律实践

（一）设计制造阶段：技术标准与法律底线的双重约束

卫星设计制造是发射前的关键环节，需同时满足技术可行性与法律合规性。从法律角度看，首先要明确卫星的“国籍”——根据《外空条约》，卫星的“登记国”即为其法律意义上的“所属国”，这决定了后续责任承担主体。例如，某商业公司在A国注册但在B国制造卫星，最终选择在C国发射场发射，此时需由发射国（C国）或实际控制国（A国）决定登记国，登记信息需在发射后及时向联合国报备。

其次，卫星的功能需符合“和平利用”原则。若卫星搭载高分辨率成像设备，需确保其用途不涉及他国敏感区域的军事侦察；若涉及科学实验（如微重力实验），需提前向国际科学组织报备，避免与其他国家的外空实验产生干扰。此外，卫星的抗干扰设计、防碰撞系统（如安装避障传感器）也逐渐成为隐含的法律要求——尽管国际空间法未直接规定技术标准，但在责任认定时，缺乏必要安全设计可能被视为“过失”。

（二）发射许可与轨道资源分配：国家监管与国际协调的结合

卫星发射需获得双重许可：国内许可与国际协调。国内层面，发射国需通过立法明确卫星发射的审批流程。例如，多数国家要求发射方提交卫星技术参数、轨道方案、风险评估报告（如发射失败时碎片坠落范围预测）、责任保险证明等材料，由国家航天管理机构（如某国航天局）审核后颁发发射许可证。

国际层面，轨道资源（尤其是近地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的分配由国际电信联盟（ITU）负责。根据《国际电信规则》，卫星轨道与无线电频率是“有限资源”，需遵循“先申报、先协调、先使用”的原则。发射方需提前向ITU提交“频率轨道协调申请”，说明卫星的轨道参数（如轨道高度、倾角、周期）和使用的无线电频段（如C波段、Ku波段）。ITU会将申请信息通知所有成员国，若其他国家提出“频率冲突”或“轨道重叠”异议，发射方需调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