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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争议

引言

在医疗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中，调解因其灵活性、效率性和情感缓冲优势，成为医患双方解决矛盾的重要选择。一份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既是医患双方对争议事实的共识确认，也是对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本应成为纠纷终结的“休止符”。然而实践中，调解协议签订后“执行难”“履行变”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患者方拿到协议却收不到赔偿款，有的医疗机构因患者后续病情变化被要求追加责任，更有甚者因履行细节分歧重新对簿公堂。这些执行争议不仅消解了调解制度的公信力，更可能激化原本已缓和的医患矛盾。本文将围绕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争议的现状、类型、成因及解决路径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完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提供参考。

一、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争议的现状概述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执行争议，本质是协议生效后当事人未按约定全面、适当地履行义务所引发的冲突。从实务数据看，尽管各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的调解成功率普遍超过80%，但调解协议的实际完全履行率却长期徘徊在60%-70%之间，部分复杂案件的履行率甚至不足50%。这种“重调解、轻执行”的现象，使得调解程序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

执行争议的发生，对医患双方均造成实质性影响。对患者方而言，调解协议往往承载着医疗费补偿、后续治疗保障等核心诉求，若无法执行，可能被迫重新走上诉讼之路，不仅增加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会因“二次伤害”加剧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对医疗机构而言，随意违约可能引发声誉损失，甚至被纳入信用惩戒名单，影响正常运营。更深远的是，频繁的执行争议会削弱社会公众对调解制度的信心，导致更多纠纷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加剧司法资源紧张。

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争议的常见类型

（一）履行主体争议：“该谁来履约”的身份之辩

履行主体争议主要表现为协议约定的义务主体与实际履行主体不一致。例如，患者在调解时由家属代签协议，但后续要求医疗机构向患者本人履行时，医疗机构以“协议签署主体非患者”为由拒绝；或医疗机构在协议中加盖科室公章而非单位公章，患者主张“科室不具备独立责任能力”要求医院法人履行时，医院以“科室无权对外签约”为由推诿。某省医调委曾受理一起案例：患者因手术并发症与某三甲医院调解，协议由医院医务科科长签字并加盖医务科章，后医院以“医务科无签约权限”为由拒绝支付赔偿款，患者被迫提起诉讼确认协议效力。

（二）履行内容争议：“具体怎么算”的细节之争

履行内容争议是最普遍的争议类型，核心在于协议条款约定不明确导致理解分歧。常见情形包括：一是赔偿金额构成模糊，如协议仅写“一次性赔偿10万元”，未注明是否包含后续治疗费，患者后续因病情复发产生新费用时，要求医疗机构追加赔偿被拒；二是义务履行方式不清，如协议约定“医疗机构协助患者办理保险理赔”，但未明确“协助”的具体形式（是提供病历复印件、派专人对接还是出具证明），患者因保险理赔失败要求医院承担责任时引发争议；三是责任范围界定不明，如患者因医疗损害导致伤残，协议约定“医疗机构承担康复期护理责任”，但未明确康复期时长、护理标准，当患者康复超过预期时间时，双方就“是否超出约定期限”产生分歧。

（三）履行期限争议：“何时该完成”的时间之讼

履行期限争议多因协议对履行时间约定过于笼统或存在歧义。例如，协议写“赔偿款于调解后30日内支付”，但未明确“调解后”的起算点（是协议签署日、调解成功日还是患者出院日）；或约定“分三期支付”，但未注明每期的具体金额和间隔时间，履行时一方主张“首期支付50%”，另一方主张“首期支付30%”。更典型的是附条件履行的期限争议，如协议约定“患者完成伤残鉴定后15日内支付赔偿款”，但患者因身体原因延迟鉴定，医疗机构以“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履行，患者则认为“延迟鉴定非自身原因”，要求医疗机构承担逾期责任。

三、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争议的深层成因

（一）协议文本缺陷：先天不足的“模糊地带”

调解协议的“先天不足”是执行争议的重要诱因。一方面，部分调解过程过于追求效率，调解员为快速促成和解，对协议条款的严谨性重视不够，常使用“尽快”“适当”“合理”等模糊表述，未明确具体履行标准；另一方面，医患双方在调解时情绪尚未完全平复，可能为达成一致而妥协接受含义不清的条款，如患者急于拿到赔偿款同意“放弃后续追偿权”，但未明确“后续追偿权”是否包含新发现的损害后果，后续发现新损害时双方理解冲突。此外，部分协议未涵盖履行保障条款，如未约定违约责任、担保方式，导致违约成本过低，当事人缺乏履约动力。

（二）主体行为偏差：诚信缺失与认知局限

从患者方看，部分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认识不足，认为“调解协议只是协商结果，不履行也没关系”，或因后续病情变化、经济压力增大等因素，试图通过不配合履约（如拒绝提供收款账户）迫使对方让步；从医疗机构看，个别机构存在“先签协议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