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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类学中“纠纷解决”非正式机制——基于格卢克曼非洲部落研究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法律人类学通过对非西方、无国家社会的法律实践进行考察，深刻地挑战了以国家法为中心的“法律中央主义”观念。其中，马克斯·格卢克曼作为曼彻斯特学派的奠基人，其对非洲部落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构成了该领域的经典。本文旨在重访格卢克曼，特别是其关于非洲洛兹人（Barotse）的民族志研究，以剖析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逻辑。本研究采用经典文本分析法，聚焦于格卢克曼提出的“多重关系网络”与“通情达理之人”等核心概念。研究发现，格卢克曼揭示了在像洛兹人这样的“多重关系网络”社会中，纠纷解决的根本目标并非是精确适用规则或判定输赢，而是“关系的修复”与“社会秩序的维系”。洛兹人的法庭（Kuta）因此扮演了一种近乎“社会治疗”的非正式角色，法官会超越狭隘的诉讼请求，探究纠纷背后的“全部社会关系史”，并运用“通情达理之人”的规范标准，引导当事人双方反思并恢复其社会义务。格卢克曼的分析范式，即将法律视为一种嵌入在社会关系脉络中的动态“过程”，为我们理解当代非正式司法、社区调解与修复性司法的运作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

关键词：法律人类学,纠纷解决,格卢克曼,非正式机制,洛兹人

二、引言

在现代社会复杂的法律图景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对“非正式司法”的日益倚重。面对国家成文法体系日益增长的诉讼成本、程序的繁琐与僵化，以及其在处理人际关系纠纷时所表现出的“非人情化”和“破坏性”，替代性纠纷解决（ADR）、社区调解、家庭会议和修复性司法等非正式机制，正作为一种更具弹性、更低成本、更注重关系修复的治理技术而备受青睐。然而，这种对“非正式”的转向，在法律人类学看来，并非一种“新发明”，而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普遍的法律实践形式。

法律人类学的核心贡献之一，便是通过对无国家社会或“边缘”群体的法律生活进行深入的民族志考察，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法律即国家法”的法学实证主义迷思，即所谓的“法律中央主义”。该学科的先驱们向我们证明，即使在没有成文法典、专业法官、警察和监狱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一套复杂、有效且被普遍遵循的规范体系和纠纷解决机制，用以维系社会秩序、调整利益冲突和处理越轨行为。

在这一学术传统中，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领袖人物马克斯·格卢克曼（MaxGluckman）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他将研究的焦点从早期人类学家对“异域规则”的静态描摹，转向了对“纠纷解决过程”本身的动态分析。通过对非洲南部洛兹人（Barotse）法庭实践的经典研究，格卢克曼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动的非正式司法运作范本，更提炼出了一系列极具穿透力的分析概念。

然而，在当代法律实践日益推崇“调解”和“和谐”的背景下，重访格卢克曼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且迫切。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格卢克曼所描绘的非洲部落社会中，其“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与现代西方的司法审判（adjudication）的根本区别在何处？更重要的是，这一机制的目标仅仅是“平息事态”或“达成妥协”吗？还是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研究目标，便是深入格卢克曼的民族志文本，特别是其关于“多重关系网络”和“通情达理之人”的论述，来重构其关于法律、社会关系与秩序维护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探讨这一经典范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非正式司法的价值所在。

三、文献综述

法律人类学关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是一个从“规则”走向“过程”，再到“权力”的演进谱系。马克斯·格卢克曼正处在这一学术史的关键转折点上，他的研究既是对前人的超越，也成为了后人批判性对话的起点。

第一类文献，是早期法律人类学对“法律与秩序”的探寻。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致力于在“原始社会”中寻找法律的“等价物”。马林诺夫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中，提出了“互惠”原则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力量，法律的效力源于社会义务的相互依赖，而非外在的强制。利维林和霍贝尔在《夏延人的道路》中，则试图从“纠纷案例”中提炼出“规范命题”，将法律定义为“被特许使用强制力的社会规范”。这些开创性研究的贡献在于，它们证明了“无国家社会”同样“有法”，但其分析的重心仍然是寻找和编纂相对静态的“规则”。

第二类文献，则是以格卢克曼和曼彻斯特学派为代表的“过程-案例”研究转向。格卢克曼在《非洲部落的司法过程》一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扩展案例法”。他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法条，而在于其在具体纠纷中的“运作过程”。一个纠纷，如同维克多·特纳所说的“社会戏剧”，是社会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展演。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应是搜集“规则”，而应是完整地记录和分析纠纷从发生、激化、调处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格卢克曼的同事A.L.爱泼斯坦对恩杜布城镇法庭的研究，也延续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