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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权的保障和行使方式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针对指控进行反驳、辩解和防御的权利，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保障水平直接反映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程度，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与司法公正实现。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既依赖于制度层面的系统性保障，也需要主体通过规范途径与策略实现权利主张。

一、辩护权的制度性保障机制

辩护权的保障需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体系，涵盖法律规范、程序设计与救济机制等核心环节，确保权利从“纸面上的规定”转化为“实践中的落实”。

1.法律规范层面的基础保障

我国辩护权的法律保障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5条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为辩护权提供最高位阶的法律支撑。刑事诉讼法作为具体操作规范，系统规定了辩护权的主体、范围、行使程序与救济途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至第47条详细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核心权利；第35条确立法律援助制度，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强制辩护保障。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通过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进一步强化辩护权的实现基础，明确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地位与执业保障。

2.程序运行中的制度性支撑

（1）会见通信权保障。会见权是辩护权行使的前提，《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侦查期间会见需经侦查机关许可，但许可范围严格限定且需书面通知辩护律师。实践中，部分地区通过建立“一站式”会见服务平台，优化预约流程，减少会见等待时间，提升权利行使效率。

（2）阅卷权落实机制。阅卷权是辩护方全面掌握案情的关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司法实践中，多数检察机关已实现电子卷宗同步移送，辩护律师可通过线上平台或现场拷贝方式获取案卷材料。针对阅卷范围争议，司法解释明确“案卷材料”包括诉讼文书、证据材料及技术性鉴定材料，排除合议庭笔录等内部工作文件，既保障辩护权又维护诉讼程序的正常运行。

（3）调查取证权的双重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分为自行取证与申请取证两类。自行取证时，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向其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向上述人员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当自行取证困难时，辩护律师可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通过公权力介入弥补辩护方取证能力的天然弱势。

3.权利救济与监督机制

辩护权的有效保障需配套完善的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在受理后10日以内进行审查并书面答复。此外，对于程序性违法行为（如非法限制会见、拒绝阅卷），辩护方可通过提出程序性异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方式主张权利。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建立“辩护权保障绿色通道”，对涉及辩护权的申诉、控告优先处理，缩短审查周期，提升救济实效。

二、辩护权的多元行使方式

辩护权的行使主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依法委托或指派的辩护人（主要为律师），不同主体的行使方式各有侧重，需结合诉讼阶段特点选择适配策略。

1.自行辩护：权利主体的直接主张

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身对案情的了解，针对指控进行反驳、辩解的行为，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其行使方式主要包括：在侦查阶段向侦查机关陈述无罪或罪轻的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在审判阶段通过当庭陈述、对证据质证、发表辩护意见等方式维护权益。自行辩护的优势在于主体对案件细节的直接感知，但受限于法律知识、诉讼经验的不足，实践中常需与其他辩护方式结合。例如，某盗窃案件中，被告人自行提出“未参与分赃”的辩解，同时委托律师补充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其案发时不在场，形成“事实陈述+证据支撑”的复合辩护体系。

2.委托辩护：专业力量的介入与强化

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由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方式。律师作为专业法律工作者，在辩护权行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1）证据审查与运用。律师可通过阅卷全面掌握控方证据，重点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如取证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真实性（如证人证言是否存在矛盾）、关联性（如物证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逻辑联系），并针对瑕疵证据提出排除申请或削弱其证明力。例如，对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律师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