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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文化财产返还的法律困境与突破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财产作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艺术价值和民族精神。然而，由于战争、掠夺、非法贸易等诸多复杂因素，大量珍贵的文化财产被迫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流散到世界各地，全球文物流失现状触目惊心。

从历史角度看，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侵略战争等手段，大肆掠夺亚非拉等地区国家的文化财产。例如，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期间，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惨遭劫掠，园内无数奇珍异宝被抢夺一空，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如今分散收藏在英国、法国等国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又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以所谓“考古”之名，在中东、北非等地进行掠夺性发掘，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非法运往欧洲和美国。据不完全统计，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收藏着超过164万件中国文物，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难以估量。同样，非洲的文物也大量流失，仅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数万件非洲文物，其中许多是在殖民时期被掠夺而来。这些流失的文化财产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损失，更是文化传承的断裂，给文物原属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伤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物非法交易市场日益猖獗。文物走私已成为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第三大国际非法贸易，每年有大量文物通过非法渠道流入国际市场。文物交易的高利润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他们与国际文物走私网络勾结，采用各种隐蔽手段将文物偷运出境。一些不法分子甚至通过盗墓、盗窃等犯罪行为获取文物，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据国际刑警组织统计，每年全球被盗抢文物数量高达数十万件，这些文物在非法交易市场上流通，进一步加剧了文物流失的严峻形势。

文化财产对于国家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文化财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它们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蕴含着民族的智慧、价值观和精神信仰。每一件文化财产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例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生动见证，反映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及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艺术、宗教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又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它们承载着古埃及人民的宗教信仰、建筑技艺和社会制度等丰富信息，是埃及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文化财产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要纽带。当人们看到本民族的文化财产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这种情感能够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例如，当中国人看到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兽首时，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对文物回归的渴望，更是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恋，这种情感促使人们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财产的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然而，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国际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复杂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流失文化财产的返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许多文物流入国的法律对文物的所有权和流通规定较为宽松，使得非法获取的文物能够在其境内合法交易和收藏。同时，国际法律公约在文物返还的具体规则、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流失文化财产返还的法律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

1.1.2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丰富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流失文化财产返还这一特定领域，理论体系仍有待完善。通过对流失文化财产返还法律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分析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与缺陷，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为构建更加完备、科学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在国际法层面，当前涉及文物返还的国际公约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虽然确立了文物返还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规则上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如文物的定义、非法流失的认定标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等。本研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明确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和具体规则，推动国际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协调与统一，促进国际文物保护合作的深入开展。

在国内法层面，各国的文物保护法律在文物所有权、文物交易监管、文物追索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给流失文化财产的返还带来了诸多障碍。通过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