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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布一批侵华日军暴行文物史料

一、铁证重见天日：88周年节点上的历史叩问

2025年12月5日，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的特殊节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文物史料捐赠仪式。13件（套）承载着血泪记忆的文物——包括侵华日军信件、“花见部队”相册、英法文刊物、南京保卫战牺牲军医档案等，正式入藏纪念馆并对外公布。这些跨越近90年的历史遗存，以最原始的姿态撕开时间的帷幕，将一段被刻意模糊的暴行重新置于世人面前。

（一）文物里的”屠杀日志”：来自施暴者的自证

在此次公布的文物中，两封日军士兵的家书尤为触目惊心。其一出自名为村田芳夫的日军士兵之手，4页信纸上，他以近乎”炫耀”的口吻记录了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南京有一个’死刑栈桥’，每天用日本刀刺杀或者射杀，把尸体丢到扬子江中。”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描述完这场持续的杀戮后，他竟写下”真痛快”三字。另一封来自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的山川仪仁中尉，1937年12月18日从南京寄出的信件上，清晰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信中虽未直接描写屠杀场景，但其存在本身已构成双重讽刺——侵略者将对一座城市的血腥占领视为”值得纪念”的”功绩”，而这封带着南京血泪的信件，最终成为揭露其罪行的铁证。

这些由施暴者亲笔书写的文字，不同于受害者的血泪控诉，更不同于后人的历史考证，它们是侵略者在暴行发生时留下的”实时记录”。正如纪念馆文物部工作人员所言：“当施暴者自己写下这些内容，当他们的信件被保存至今，任何试图否认历史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二）影像与刊物：多维度的暴行实录

除了文字史料，此次公布的日军”花见部队”相册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所谓”花见”，本是日本传统赏樱活动，但在侵华战争期间，这支以”花见”命名的部队却在南京土地上留下了沾满鲜血的足迹。相册中保存的多帧照片，记录了日军占领南京后的街道、被焚毁的建筑、街头游荡的士兵，更有若干模糊但仍能辨识的尸体照片。这些影像虽未直接呈现屠杀现场，却以”旁观者”视角勾勒出南京城破后的惨状——没有炊烟的街道、空无一人的商铺、堆积如山的瓦砾，共同构成了”人间地狱”的注脚。

此外，英法文刊物的入藏则提供了国际视角的佐证。这些由在宁外籍人士撰写或转载的报道，以中立第三方的笔触记录了日军入城后的种种暴行：“安全区内的难民数量激增，妇女儿童的哭泣声彻夜未停”“江边每日可见浮尸顺流而下，气味数里可闻”。这些来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记录，与中国受害者的记忆、日本士兵的家书形成立体互证，编织出一张无法被篡改的历史之网。

二、民间力量的坚守：从个人收藏到公共记忆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公布的13件（套）文物中，有2件来自江苏徐州一名高中生的捐赠——正是17岁的于聍鹏，将家传的山川仪仁信件和”花见部队”相册无偿捐给纪念馆。当被问及捐赠初衷时，这个戴着眼镜的少年说：“这些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只有放在纪念馆和博物馆，才被更多的人知晓。”

（一）从”私人珍藏”到”公共记忆”的跨越

于聍鹏的捐赠并非偶然。近年来，随着民间历史爱好者群体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侵华日军罪证从私人收藏走向公共视野。这些文物的持有者，可能是普通市民、学生，也可能是海外华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认知：历史记忆不能仅靠官方机构守护，更需要每一个个体的参与。正如一位文物捐赠者曾说：“当我把这些东西锁在保险柜里，它们只是’老物件’；当我把它们交给纪念馆，它们就成了’活的历史’。”

于聍鹏的案例更具特殊意义——作为”00后”，他对历史的认知并非来自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而是通过家族传承的实物，直接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这种”实物教育”比任何课堂讲授都更具冲击力：当他捧着88年前的日军信件，看到邮戳上的”南京陷落纪念”字样时，“侵略”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而是具体到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文字的暴行。这种认知的传递，正是民间力量守护历史记忆的最佳注脚。

（二）年轻一代的历史自觉

于聍鹏的选择，折射出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态度转变。曾几何时，部分年轻人对”历史记忆”的认知停留在”考试考点”层面，甚至有人受错误信息影响，对历史真相产生怀疑。但近年来，随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等学术成果的普及、《二十二》等纪录片的热映，尤其是越来越多文物史料的公开，年轻人开始主动寻找历史的”证据链”。他们不再满足于”听说”历史，而是希望”看见”历史、“触摸”历史。

这种转变在捐赠现场尤为明显：除了于聍鹏，此次捐赠仪式上还有多位年轻捐赠者，包括大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他们带来的文物虽大小不一、形式各异，但都承载着同一个信念——历史不容遗忘，真相必须传承。正如纪念馆馆长在仪式上所说：“当年轻人成为历史记忆的守护者，我们的民族记忆就有了最鲜活的传承者。”

三、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从铭记到和平的跨越

这批文物的公布，远不止于”新增13件罪证”的简单意义。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