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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劳务派遣合同

清晨六点半，地铁早高峰的人潮像沙丁鱼罐头般将李明挤在中间。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薄薄的卡片——不是正式员工工牌，而是印着“某人力资源公司”字样的劳务派遣证。这张卡片跟着他在市中心那栋光鲜亮丽的写字楼里穿梭了五年，却始终无法让他真正融入那个每天擦肩而过的“同事”群体。

电梯里，部门经理王总正和市场部的正式员工讨论着下季度的团建计划，李明默默按下了15楼的按钮。当电梯门打开时，王总拍着那位员工的肩膀笑着说：“这次去三亚，家属也能参加，记得把你爱人的身份证号报给行政。”李明攥紧了手中的文件袋，里面装着刚整理好的项目数据。上周项目庆功宴上，行政专员曾悄悄告诉他：“劳务派遣员工的家属不能参加团建，这是公司规定。”

工位上的电脑弹出系统提示：“您的年假额度为5天。”而隔壁桌的正式员工小张正和同事炫耀：“我今年有15天年假，准备分三次休。”李明点开人力资源系统，屏幕上“劳务派遣”四个灰色小字像针一样刺进眼里。五年前入职时，招聘专员拍着胸脯保证：“干得好就能转正式工。”可如今，和他同期进来的三个劳务派遣同事都走了，只剩下他还在等待那个遥不可及的“转正”承诺。

中午在食堂排队时，李明听见两个实习生在讨论薪资。“听说咱们转正后基本工资就有八千，还有绩效奖金呢。”实习生的声音清脆响亮，而李明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4500元”的数字格外刺眼。他每个月要比同岗位的正式员工少拿至少三千元，却干着几乎一样的工作。上个月项目冲刺阶段，他连续加班两周，部门发的项目奖金却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当他去问主管时，得到的答复是：“劳务派遣员工的奖金核算标准不一样，这是合同规定的。”

合同，又是合同。李明抽屉深处锁着那份三年前续签的劳务派遣合同，密密麻麻的条款像一张无形的网。其中一条用加粗字体写着：“乙方（李明）与甲方（人力资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用工单位（某科技公司）无任何人事隶属关系。”这句话他看了无数遍，每次都觉得喉咙发紧。去年冬天他重感冒发烧到39度，想请两天病假，人力资源公司的客服却冷冰冰地说：“劳务派遣员工病假期间没有工资，你确定要请吗？”那天他最终还是拖着病体去了公司，因为房租和房贷不会因为他生病就暂停。

下午三点，会议室里正在进行年度优秀员工评选。当总监念出获奖名单时，李明的心沉到了谷底。他负责的项目为公司带来了超过百万的利润，却连提名资格都没有。散会后，他听见总监对王总说：“劳务派遣员工就算了吧，反正也不稳定，把名额留给正式员工更合适。”走廊尽头的茶水间里，保洁阿姨正在收拾垃圾桶，她胸前的工牌同样印着那家人力资源公司的名字。两人目光相遇时，保洁阿姨无奈地笑了笑，那笑容里藏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苦涩。

下班前，李明收到了人力资源公司发来的短信：“您的社保基数已调整为5000元。”他算了算，按照这个基数缴纳，每个月公积金账户里只能存入400元，而公司里的正式员工最低基数都是12000元。五年前他刚来这座城市时，梦想着能在这里扎根买房，可现在看着不断上涨的房价，他连首付都凑不齐。上个月他去医院做体检，医生建议他做个全面检查，可看到体检套餐的价格单，他最终还是只做了基础项目——劳务派遣的医保报销比例比正式员工低了近30%。

地铁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李明看着车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五年时间，他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变成了三十出头的“老员工”，眼角的细纹里藏着这些年的疲惫。手机突然震动，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儿子幼儿园要交下学期的赞助费了，三千块。”他深吸一口气，回复了一个“好”字。车厢广播里传来报站声，下一站就是他要换乘的线路，可他突然不想动了。周围的人群推搡着他走出车门，他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跟着人流走向换乘通道。

通道墙壁上贴着某招聘网站的巨幅广告，上面写着：“拒绝同工不同酬，维护劳动者权益。”李明停下脚步，看着广告里穿着西装、笑容灿烂的年轻人，突然觉得无比讽刺。他想起上周去劳动监察大队咨询时，工作人员说的话：“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岗位上实施，像你这样在核心岗位工作五年的情况，其实是不符合规定的。”可当他问能不能维权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维权需要提供证据，而且流程很长，你还要在那里工作吗？”

走出地铁站，夜幕已经降临。街边的烧烤摊飘来诱人的香味，几个穿着工装的工人正在举杯畅饮。李明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里面只有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他想起刚入职那年，也曾和大学同学在这里撸串喝酒，畅谈未来的梦想。那时他坚信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可现在，那份该死的劳务派遣合同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捆住了他的手脚，也捆住了曾经的梦想。

路过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某企业的招聘广告：“我们承诺：所有员工同工同酬，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李明站在玻璃窗外看了很久，直到店员用疑惑的眼神打量他，才尴尬地转身离开。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他的脚步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