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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变迁

引言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航海技术突破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开放，中国沿海港口从零星分布走向体系化发展，形成了“北衰南兴”“多极联动”的动态格局。从北宋北方港口的余晖到南宋南方双雄的崛起，再到元代“东方第一大港”的巅峰，港口的兴衰更迭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政治、经济、技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与空间维度，深入解析这一时期港口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意义。

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兴起与格局演变

（一）北宋：南北港口的并存与北方港口的式微

北宋立国之初，继承了唐代海上贸易的基础，港口分布呈现“北有登莱、南有广泉”的南北呼应格局。北方以登州（今山东蓬莱）、密州（今山东诸城）为核心，南方则以广州为绝对主导。

登州凭借毗邻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区位优势，自唐代起便是对东北亚贸易的枢纽。北宋初期，来自高丽的商船频繁出入登州港，港口内“番商辐辏，货殖山积”，码头上常见朝鲜的人参、药材与中国的丝绸、瓷器交换。密州板桥镇（今青岛胶州）则因连接中原腹地的便利，成为北方新兴港口。某年，朝廷在此设立市舶司，标志着其正式跻身国家贸易口岸行列，史载“海舶麇至，多异国珍宝”，可见其繁荣程度。

然而，北方港口的兴盛未能持续。一方面，北宋与辽、金的对峙导致北方海域军事风险加剧，朝廷为防止战略物资流入敌境，逐渐限制登州、密州的海外贸易。例如，某年诏令“登州海舶不得擅往高丽”，原本繁忙的航线被迫转移；另一方面，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不可逆转，长江流域的农业、手工业产值远超北方，南方港口依托更雄厚的物资基础，逐渐占据贸易主导权。至北宋中后期，广州已垄断全国90%以上的对东南亚、印度洋贸易，北方港口则沦为东北亚贸易的次要节点。

（二）南宋：南方港口的崛起与“双雄并立”格局形成

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江南，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为南方港口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一时期，港口格局从“南主北次”演变为“多极联动”，其中泉州与广州的崛起最具代表性。

广州作为唐代以来的“千年大港”，在南宋继续保持优势。其优势源于三方面：一是成熟的贸易网络，自汉代起便与东南亚、阿拉伯保持联系，南宋时更延伸至东非，史载“广州船舶通异域者，往来如织”；二是完善的管理体系，市舶司在此设立最早，积累了丰富的关税征收、商船管理经验；三是腹地支撑，珠江流域的陶瓷、茶叶产量激增，为出口提供了稳定货源。据文献记载，南宋某年广州港的关税收入占全国市舶收入的60%，足见其地位。

泉州的崛起则是南宋港口变迁的最大亮点。其地理位置优越，北接江浙、南连潮汕，港湾水深浪静，“三湾十二港”的天然条件适合大型海船停泊。更关键的是政策倾斜：南宋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大力鼓励海外贸易，泉州因靠近临安，成为“近水楼台”。某年，泉州设立市舶司，与广州形成竞争；同时，地方官员积极招徕番商，允许阿拉伯、波斯商人在“蕃坊”定居，甚至参与地方事务。这些举措使泉州迅速繁荣，到南宋中后期，其贸易规模已与广州不相上下，形成“广泉双雄”的局面。明州（今宁波）作为对日本、高丽贸易的专用港口，也在这一时期崛起，其“海上陶瓷之路”的特色鲜明，大量越窑、龙泉窑瓷器由此运往东亚，与广泉形成互补。

二、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转型与扩展

（一）泉州：从“双雄之一”到“东方第一大港”

元代是泉州港口发展的巅峰期。蒙古帝国横跨欧亚的版图，使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实现“陆海联动”，泉州凭借连接两大通道的优势，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核心枢纽。

政治上，元朝推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设立“市舶提举司”统一管理港口，取消南宋时期部分限制，允许商人“往诸蕃贸易”；经济上，泉州腹地的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德化白瓷、泉州缎匹成为“海丝”畅销品；文化上，多元包容的氛围吸引了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甚至欧洲的商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泉州港“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的货物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另一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称其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此时的泉州，不仅是贸易中心，更是文化交流中心：港口周边的清净寺、草庵摩尼光佛造像，见证了伊斯兰教、摩尼教的传播；“蕃客墓群”中不同风格的墓碑，诉说着多元族群的融合。

（二）广州与庆元：传统港口的延续与特色发展

元代广州虽被泉州超越，但其地位依然稳固。一方面，广州依托成熟的东南亚贸易网络，继续主导对占城（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的贸易，输入的香料、珠宝数量仍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其“广船”制造技术领先，所造海船“大者数千料，小者数百料”，适合远洋航行，为贸易提供了硬件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广州的“回回商人”群体壮大，他们擅长经营珠宝、香料，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

庆元（原明州）在元代则强化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特色。由于元朝与日本关系复杂（曾两次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