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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

引言

在古典小说的长河中，《儒林外史》以其辛辣的讽刺笔法和深刻的社会洞察独树一帜。这部由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对明清时期读书人群像的刻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与社会风气的腐蚀。其中，“范进中举”作为全书最具代表性的章节之一，犹如一面镜子，既映照出底层文人在科举枷锁下的生存困境，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世态炎凉。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实则是对封建科举制度最尖锐的批判——当一个人将半生光阴都押注在“中举”这根独木桥上时，个人的命运早已与制度的弊端紧密缠绕，最终上演的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时代的荒诞剧。

一、情节脉络：从困顿到癫狂的人生转折

（一）中举前的生存图景：被科举异化的日常

范进的故事始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年近五旬的他，身着破棉袍，在寒风中抱着一只母鸡沿街叫卖——这是他为参加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盘缠却遭辱骂后，不得不为老母换取米粮的无奈之举。此时的范进，在乡邻眼中是“现世宝”“穷鬼”，连胡屠户都能当着众人的面骂他“尖嘴猴腮”“想天鹅屁吃”。他的家中，老母“饿的两眼都看不见”，妻子“住在茅草棚里”，这样的贫困并非偶然，而是科举制度下大多数底层文人的常态。

但与物质贫困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异化。范进自二十岁起参加科举，考了二十余次，始终是个“童生”。然而，他从未质疑过这条道路的合理性，反而将“中举”视为人生唯一的意义。当乡邻告诉他“中了举人”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这种反应看似突兀，实则是长期压抑后的精神爆发——他早已将全部生命价值绑定在科举功名上，中举与否直接决定了他是否“活得像个人”。

（二）中举时的癫狂时刻：制度压迫下的精神崩溃

范进的“疯”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苏醒后又“拍着手大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疯癫状态持续到被胡屠户打醒才结束。这一系列夸张的动作描写，绝非吴敬梓的随意杜撰，而是对科举制度下文人心理扭曲的真实写照。

从心理学角度看，范进的癫狂是长期高压下的应激反应。他半生困于科场，承受着经济贫困、社会羞辱、自我怀疑的多重压力。中举的消息对他而言，既是“解脱”也是“摧毁”——解脱了被鄙视的处境，却也摧毁了他原本麻木的心理防线。这种极端反应恰恰说明，科举制度已将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压缩成一个狭窄的“功名容器”，一旦容器被填满，脆弱的精神结构便彻底崩塌。

（三）中举后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现实镜像

范进的疯癫被治愈后，故事急转直下，展现出另一幅现实图景：原本辱骂他的胡屠户，此刻“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乡邻们“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甚至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来攀亲，送银送房，称他“亲切的世弟兄”。这种前倨后恭的对比，将封建社会“以功名论高低”的市侩风气揭露得淋漓尽致。

中举前后的反差，本质上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举人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意味着享有免税、免役、参与地方事务等实际特权。胡屠户们的转变，并非出于对范进个人的认可，而是对“举人”身份背后资源的趋附。这种群体性的势利，恰恰说明科举制度不仅扭曲了文人的精神，更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二、人物塑造：范进形象的多重解读

（一）作为“科举受害者”的范进：制度下的可怜人

范进首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他并非天生愚钝，文中提到他“进学”（考中秀才）时，学道周进见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但“文字也还清通”，可见他具备基本的学识。然而，科举制度的僵化（如八股文的形式限制）和录取机制的不公（如主考官的主观偏好），让他在科场挣扎了三十余年。更可悲的是，他从未意识到制度的不合理，反而将失败归咎于自身“命不好”，直到中举仍在说“晚生久仰老先生”这样的套话，足见其思想已被科举彻底驯化。

（二）作为“人性矛盾体”的范进：卑微与虚荣的交织

范进的形象并非单一的“可怜虫”，他身上也存在人性的复杂面。中举前，他对胡屠户的辱骂“唯唯连声”，表现出极度的卑微；中举后，面对张乡绅的拉拢，他却能熟练地客套：“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这种转变看似突兀，实则是长期压抑的虚荣被激活后的自然反应。他曾因贫困向胡屠户借钱被骂“癞虾蟆想天鹅肉”，此刻却能接受张乡绅的馈赠，甚至说出“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的话——这不是简单的“忘恩负义”，而是一个长期被踩在泥里的人，突然获得权力后的本能膨胀。

（三）作为“时代典型”的范进：群体命运的缩影

范进的故事之所以经典，在于他是明清时期千万底层文人的缩影。《儒林外史》中，周进撞号板、匡超人变质、马二先生迷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