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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厌恶与保险需求——基于问卷调查数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背景

（一）损失厌恶：行为经济学中的核心决策特征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中，个体决策基于效用最大化，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是对称的。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打破了这一假设，其中“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根据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知远强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通常认为，损失1单位的负效用约为获得1单位正效用的2.5倍。例如，丢失100元带来的懊恼，往往比捡到100元的喜悦更强烈且持久。这种心理偏差广泛存在于投资、消费、风险管理等决策场景中，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模式。

（二）保险需求：风险转移的经济行为本质

保险作为一种典型的风险管理工具，其核心是通过支付确定的保费，转移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损失。从经济学视角看，保险需求源于个体对风险的厌恶：当潜在损失的期望效用低于保费支出的效用时，购买保险成为理性选择。但现实中，保险需求的复杂性远超传统理论的解释——许多人对小额损失保险（如手机碎屏险）表现出过度需求，却对重大疾病险等高额风险保障存在“保障缺口”；部分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购买高端医疗险，而低收入群体可能因短期现金流压力放弃基础医保。这些现象提示，除了收入、风险概率等客观因素，心理认知偏差（如损失厌恶）可能是关键的解释变量。

（三）研究意义：连接行为心理与保险实践的桥梁

现有研究多从收入水平、风险概率、教育程度等客观维度分析保险需求，对行为心理因素的关注相对不足。而损失厌恶作为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损失-收益”的感知，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保险决策。例如，高损失厌恶者可能更关注“未投保时损失发生的痛苦”，从而更愿意支付保费规避风险；反之，低损失厌恶者可能低估潜在损失的负面影响，降低保险需求。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损失厌恶是否显著影响保险需求？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如年龄、收入、风险类型）中是否存在差异？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样本选择

为确保数据的代表性和有效性，研究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问卷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基本信息（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是损失厌恶程度测量，参考国内外经典量表设计了5个情景题（如“假设你有50%概率获得200元，50%概率损失100元，你是否愿意参与？”“若损失金额增加到150元，是否愿意参与？”），通过调整收益-损失的比例，计算个体的“损失厌恶系数”（即个体愿意接受风险时的损失/收益比值，比值越高表示损失厌恶程度越强）；第三部分是保险需求测量，包括是否持有商业保险（寿险、健康险、车险等）、保费支出占收入比例、对不同险种的需求优先级等。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00份，样本覆盖20-65岁的职场人群，其中20-30岁占35%，31-45岁占42%，46岁以上占23%；月收入5000元以下占28%，5001-15000元占55%，15000元以上占17%；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及以上为主（68%）。样本结构与我国城镇职场人群的年龄、收入分布基本吻合，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损失厌恶变量（LA）：通过情景题计算每个受访者的“最低接受损失金额”。例如，当收益固定为200元时，若受访者在损失100元时拒绝参与、损失150元时接受参与，则其损失厌恶系数为150/200=0.75（系数越高，损失厌恶程度越强）。根据计算结果，将样本分为低损失厌恶组（系数＜0.6）、中损失厌恶组（0.6≤系数≤1.0）、高损失厌恶组（系数＞1.0），三组占比分别为22%、53%、25%。

保险需求变量（ID）：采用多维测量，包括：①是否持有商业保险（二元变量，1=是，0=否）；②保费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例（连续变量）；③对“重大疾病险”“车险”“旅行险”等6类险种的需求评分（1-5分，5分表示需求强烈）。

控制变量（CV）：包括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家庭负担（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数量）、风险经历（过去3年是否遭遇过重大财产/健康损失）等，这些变量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影响保险需求，需在分析中予以控制。

三、损失厌恶对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损失厌恶与保险需求的初步关联

从整体数据看，高损失厌恶组的商业保险持有率（78%）显著高于中损失厌恶组（62%）和低损失厌恶组（45%）；保费支出占比方面，高损失厌恶组平均为8.2%，中损失厌恶组为5.7%，低损失厌恶组仅为3.1%；在具体险种需求上，高损失厌恶组对“重大疾病险”“家庭财产险”的需求评分（分别为4.3分、4.1分）明显高于低损失厌恶组（3.2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