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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的完善与发展：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从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到河流湖泊的水质恶化，从土壤污染导致的农产品质量下降到危险废物随意排放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更是频频发生，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还对周边环境产生了极其严重且长期的污染影响，周边土壤和水体中的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标，生态系统遭到极大破坏，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干扰；还有甘肃祁连山生态破坏事件，对当地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破坏，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日益加剧。这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损失，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不断加强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为我国刑法中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重要罪名，对于遏制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保护环境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刑法》正式确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旨在通过刑罚手段惩治严重污染环境行为。随着环境形势变化和司法实践发展，该罪在立法上逐渐暴露出一些缺陷，如犯罪构成要件不够完善、刑罚设置不够合理等，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惩治和预防作用。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因现有立法规定的限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刑事制裁，使得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根本遏制。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迫在眉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环境刑事法律体系、加强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剖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为环境刑法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丰富和完善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该罪立法完善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适用等理论问题，促进环境刑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从实践角度出发，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更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有助于提高司法机关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效率和准确性，从而更有效地遏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的环境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完善立法，才能使法律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犯罪形势，实现对环境污染犯罪的精准打击。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较早地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对环境犯罪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实践。美国在环境犯罪立法方面较为完善，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环境法律，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对各类环境污染行为规定了详细的刑事责任。美国注重对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追究，只要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导致了环境污染后果，即使其主观上无故意或过失，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这种严格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使得企业和个人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更加谨慎地对待环境问题。德国的环境刑法强调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将环境本身作为独立的保护对象，不仅关注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和财产的危害，还重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在犯罪构成和刑罚设置上都体现了对环境法益的全面保护，对于危害环境的行为，根据其危害程度和情节，设置了相应的刑罚，包括自由刑和罚金刑等，同时还注重对环境犯罪的预防，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和宣传教育等措施，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日本在环境犯罪立法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如《公害罪法》，明确规定了环境犯罪的定义、构成要件和刑罚，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的认定和处罚标准，加强了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处理一些环境污染案件时，会综合考虑企业的污染行为、污染后果以及企业采取的补救措施等因素，对犯罪行为进行准确认定和处罚。

国内学者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出发，对该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在主体方面，应进一步明确单位犯罪的责任追究机制，避免出现单位犯罪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在主观方面，对于故意和过失的界定还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客体方面，应强调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在客观方面，对污染行为的界定和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污染案件。还有学者关注该罪的刑罚设置问题，认为目前刑罚种类相对单一，罚金刑的数额规定不够合理，难以对环境污染犯罪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建议增加刑罚种类，如增设资格刑，剥夺污染企业或个人从事相关行业的资格，同时合理调整罚金刑的数额，根据污染行为的危害程度和企业或个人的经济状况确定罚金数额，以增强刑罚的威慑力。此外，有学者探讨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相关环境行政法律的衔接问题，认为在实践中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