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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的疑难案例分析

引言

工伤认定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受伤职工能否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后续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条例》虽对工伤认定的“三工”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现实中用工场景复杂多样，劳动者行为模式不断变化，导致大量“边界性”案例涌现。这些案例往往因“三工”要素的延伸、交叉或模糊，引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争议，甚至需要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轮程序才能定分止争。本文将围绕实践中常见的四类疑难案例展开分析，探讨工伤认定的裁判逻辑与法律适用要点。

一、工作场所与工作时间的延伸认定：从“固定空间”到“合理范围”的突破

工伤认定的传统框架中，“工作场所”通常指用人单位直接管理的办公区、生产车间等固定区域，“工作时间”则以劳动合同约定的上下班时段为准。但随着远程办公普及、外勤岗位增加，以及劳动者为完成工作进行的预备性、收尾性活动增多，司法实践逐渐突破了“固定”与“明确”的限制，转向对“合理延伸”的认定。

（一）外勤岗位的“流动工作场所”争议

某快递公司快递员张某在派送最后一单时，因天气突变，为躲避路上突然窜出的宠物狗，紧急刹车导致车辆侧翻受伤。用人单位以“事故发生地不在公司办公区域”为由，主张不属于工作场所。案件审理中，人社部门指出：快递员的工作性质决定其工作场所具有流动性，派送路线覆盖的区域均属于“因工作需要而涉及的场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张某的派送行为是履行工作职责的核心内容，事故发生在派送过程中，应认定为工伤。

这一案例的关键在于，工作场所的认定需结合岗位特性。对于外勤、配送、销售等以移动为特征的岗位，只要劳动者处于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其活动范围应视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

（二）预备性、收尾性工作的时间边界

某制造企业车工李某在下班前10分钟，为清理机床碎屑以便次日高效生产，不慎被未完全停止的设备划伤手臂。用人单位认为“已过下班时间”，且清理行为属于“个人习惯”，不属于工作时间。人社部门调查发现，该企业车间管理制度明确要求“每班结束后需清理设备”，李某的行为是执行单位规定的必要步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李某的受伤时间虽接近下班点，但属于“工作时间前后”的合理区间，清理行为与工作直接相关，应认定为工伤。

此案例表明，工作时间的认定需结合“与工作相关”的核心要素。劳动者为开展工作进行的准备（如领取工具、熟悉流程）或结束工作后的整理（如清理设备、交接记录），即使发生在劳动合同约定的时段之外，只要是用人单位要求或行业惯例认可的必要行为，均应纳入工作时间范畴。

二、工作原因的复杂性判断：从“直接关联”到“间接影响”的拓展

“因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要件，但实践中劳动者受伤可能由多重因素引发，既有直接的工作行为（如操作机器受伤），也有因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间接因素导致的伤害（如因工作压力引发疾病、因履行职责遭受暴力）。如何区分“工作原因”与“个人原因”，是此类案例的争议焦点。

（一）履行工作职责引发的暴力伤害

某商场收银员王某因拒绝为顾客张某（非会员）办理积分兑换，张某情绪激动推搡王某，导致其摔倒骨折。用人单位认为“冲突因个人沟通不当引发”，不属于工伤。人社部门调取监控发现，王某严格按照商场《会员积分管理规定》执行操作，拒绝兑换是履行岗位职责的正当行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规定，王某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履行工作职责时遭受的暴力，应认定为工伤。

此案的关键在于，暴力伤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劳动者的行为是基于用人单位的制度要求，且无证据表明其存在故意激化矛盾的过错，即使冲突表现为个人间的争执，仍应视为因工作原因受伤。

（二）工作环境诱发的健康损害

某化工企业质检员陈某长期在无有效通风设备的实验室检测化学原料，入职两年后被诊断为慢性苯中毒。用人单位辩称“陈某入职前未做职业健康检查，可能自身存在易感性”，且“中毒是长期积累结果，无法证明与当前工作直接相关”。人社部门委托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确认陈某的工作环境中苯浓度长期超标，且中毒症状与职业暴露史高度吻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患职业病”的规定，结合《职业病防治法》中“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的定义，陈某的中毒属于法定职业病，应认定为工伤。

此案例提示，对于因工作环境中的职业危害因素导致的健康损害，即使伤害后果具有潜伏性、渐进性，只要能通过专业鉴定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