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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法在最低工资就业效应评估中的有效性

一、引言

最低工资政策作为调节劳动力市场分配、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重要工具，其实施效果始终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焦点。其中，“最低工资提高是否会减少就业”这一核心问题，因直接关系政策合理性与社会福利分配，长期存在理论争议与实证分歧。从理论层面看，传统竞争性模型认为最低工资可能通过提升用工成本抑制企业雇佣意愿；而买方垄断模型则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适度提高最低工资反而可能扩大就业。这种理论矛盾使得实证研究成为关键——只有通过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准确识别最低工资与就业的因果关系，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然而，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评估面临显著挑战。现实中，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并非完全外生：政府可能根据区域经济状况、就业市场动态等因素主动调整标准，导致“最低工资-就业”关系中存在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问题，传统回归方法难以剥离其他干扰因素。此时，工具变量法作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核心计量手段，逐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工具。本文将围绕工具变量法在这一场景下的应用逻辑、实践路径与有效性争议展开探讨，系统分析其在最低工资就业效应评估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证意义。

二、最低工资就业效应评估的核心挑战：内生性问题

要理解工具变量法的必要性，需先明确最低工资就业效应评估中的核心障碍——内生性偏误。内生性问题主要源于两方面：

（一）反向因果关系：就业动态对最低工资调整的反馈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调整并非随机事件。政府在决策时，往往会参考当前就业市场的运行状况。例如，当某地区就业率持续下滑、失业风险加剧时，政府可能出于保障劳动者收入的目的暂缓提高最低工资，甚至维持原有标准；反之，若就业市场繁荣、企业用工需求旺盛，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上调最低工资以分享经济增长红利。这种“就业状况→最低工资调整”的反向因果关系，会导致传统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最低工资）与误差项相关，使得估计系数无法准确反映“最低工资→就业”的单向因果效应。

（二）遗漏变量偏差：未观测因素对二者的共同影响

除反向因果外，许多未被纳入模型的变量会同时影响最低工资水平与就业结果。例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既可能推动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经济向好时政策更关注分配公平），也会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增加就业需求；产业结构转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可能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影响就业），同时促使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加速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如更倾向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府可能同时提高最低工资并出台就业扶持政策）也会对二者产生同向影响。这些未观测的混杂因素若未被有效控制，会导致估计结果偏离真实因果效应。

在传统的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中，上述内生性问题会使系数估计量出现偏差甚至符号错误，进而导致“最低工资抑制就业”或“促进就业”的结论因研究设计不同而矛盾。此时，寻找与最低工资高度相关但与误差项（即未观测的混杂因素和随机扰动）无关的工具变量，成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关键路径。

三、工具变量法的原理与在最低工资研究中的适用性

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Variables,IV）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引入一个“外部冲击”变量（工具变量Z），将其与内生解释变量（最低工资水平X）的相关性作为“桥梁”，间接识别X对被解释变量（就业Y）的因果效应。具体而言，工具变量需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相关性（Z与X高度相关），即工具变量能有效“驱动”最低工资水平的变化；二是外生性（Z与误差项ε无关），即工具变量仅通过影响X来影响Y，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路径。

（一）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的针对性解决

在最低工资研究中，工具变量法的适用性源于其对两类内生性问题的针对性处理：

对于反向因果问题，工具变量Z需独立于就业市场的短期波动——即使就业状况发生变化，Z的变动也不会因此调整，从而切断“Y→X→Y”的反馈循环。例如，若选择“相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其调整主要受相邻地区自身经济状况影响，与本地区当前就业动态无直接关联，可避免反向因果干扰。

对于遗漏变量偏差，工具变量Z需与未观测的混杂因素（如区域经济周期、产业政策）无关。例如，基于立法程序的工具变量（如“最低工资调整的法定周期”）由制度规则预先确定，与当期经济变量无直接联系，可有效隔离混杂因素的影响。

（二）工具变量法与最低工资政策特征的契合性

最低工资政策的调整通常具有制度刚性与区域差异性，这为工具变量的构造提供了天然条件。一方面，许多国家或地区对最低工资调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这种制度惯性形成了外生的“时间冲击”；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结构差异，最低工资标准存在显著梯度，这种“空间差异”可作为外生的“区域冲击”。这些特征使得工具变量的选择更具可操作性，也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