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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论持久战”战略意义

引言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国内曾一度弥漫着“速胜论”与“亡国论”的错误论调：前者因平型关大捷等局部胜利而盲目乐观，认为“三个月内即可驱逐日寇”；后者则因淞沪会战、南京失守等挫折而悲观绝望，声称“中国必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于抗战全面爆发约十个月后发表《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剖析战争本质，系统回答了“中国能否抗战到底”“如何取得胜利”等核心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不仅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更以其深刻的战略思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经典理论文献。

一、“论持久战”的形成背景与核心逻辑

（一）现实困境：抗战初期的思想迷雾与战略分歧

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中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军事上，日军凭借装备优势与训练有素的陆军，在华北、华东战场快速推进，短时间内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政治上，国民党内部存在“妥协求和”的暗流，部分地方势力对持久抗战信心不足；思想领域，“速胜论”与“亡国论”相互交织——前者以台儿庄战役的局部胜利为依据，认为“只要打几个大胜仗就能结束战争”；后者则放大武器装备差距，断言“中国工业落后，无法与日本长期对抗”。这种思想混乱直接影响了抗战力量的凝聚：民众中出现“逃难潮”，部分士兵因看不到胜利希望而士气低落，甚至有个别投机分子暗中与日伪勾结。

（二）理论根基：对中日双方矛盾的辩证分析

《论持久战》的科学性，首先源于对中日两国基本国情的精准把握。毛泽东指出，需从“时代特征”与“战争性质”两个维度分析矛盾：日本虽为“强”，但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虽“弱”，但“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觉醒的民众与反侵略的正义性。具体来看，中日双方存在四对矛盾：敌强我弱（日本工业产值、军队装备远超中国）、敌小我大（日本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约1/25，资源匮乏）、敌退步我进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失道寡助，中国抗战是民族解放的进步事业）、敌寡助我多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日益增多）。这四对矛盾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三）阶段划分：从防御到反攻的战略路线图

基于对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论持久战》将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日军凭借优势发起全面进攻，中国军队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同时广泛动员民众；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日军因战线过长、资源枯竭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此时游击战将上升为主要作战形式，通过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步改变力量对比；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当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积累足够优势后，以正规战为主展开全面反击，最终驱逐侵略者。这一阶段划分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战争动态发展的科学预测——如武汉会战后，日军确实因兵力分散、补给困难陷入僵持，与毛泽东的预判高度吻合。

二、“论持久战”的战略指导价值

（一）军事层面：构建符合国情的作战体系

“论持久战”打破了单纯依赖阵地战、正面硬拼的传统思维，提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具体战术原则。例如，在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通过平型关伏击、雁门关破袭等战斗，切断日军运输线，迫使敌人分兵防守；在战略相持阶段，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灵活战术，将日军的“后方”变为“前线”。百团大战便是典型例证：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日军交通线与据点发动大规模破袭，不仅歼灭大量敌人，更用实际战果证明“相持阶段并非被动挨打，而是可以主动创造战机”。

（二）政治层面：凝聚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

“兵民是胜利之本”是《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之一。毛泽东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论断推动了抗战动员从“政府抗战”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将各阶层民众纳入抗战体系；通过《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文艺作品，用通俗的方式传播抗战思想。例如，在晋察冀边区，仅儿童团就发展到30余万人，承担放哨、送信等任务；山东根据地的“民兵联防”制度，使每个村庄都成为抗击日军的堡垒。这种“全民皆兵”的局面，让日军陷入“每占领一座村庄，就多一个敌人”的困境，彻底粉碎了其“以战养战”的企图。

（三）思想层面：破除迷思，树立必胜信念

“论持久战”的发表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笼罩在“速胜”与“亡国”迷雾中的中国。它用“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削弱，我之缺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克服”的辩证思维，驳斥了“武器决定论”的谬误；用“中国由劣势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