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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制度兼容性——基于2024年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中国商务部联合声明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是当前欧亚大陆地缘经济格局演变的核心议题。尽管自二零一五年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以来，双方在政治层面始终强调“深度对接”与“理念契合”，但其制度兼容性，特别是跨区域经济组织与双边倡议之间的规则协调，仍是合作能否从“项目带动”迈向“制度引领”的关键。本研究聚焦于二零二四年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中国商务部联合声明（或相应级别的高层会晤成果），采用比较制度分析与法律文本解读的方法，旨在系统揭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在关税同盟、技术标准、贸易便利化等核心制度领域的兼容性现状、内在障碍与进展方向。研究发现，双方的对接逻辑已从早期的“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至“软件基础设施”的制度互操作性。然而，制度兼容性仍面临两大主要障碍：第一，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关税同盟”和“统一监管空间”的刚性制度壁垒，与“一带一路”作为“开放、灵活”的双边/多边倡议之间的制度哲学差异；第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在对接议程上的“利益分歧”与“非对称依赖”所导致的联盟内部协调成本。本研究结论指出，二零二四年联合声明的核心成果是，将对接的焦点从“自由贸易协定”的难以实现，战略性地收缩并集中于《经贸合作协定》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与“技术标准协调”等中观层面，以“渐进式制度磨合”取代“一体化制度融合”，这体现了双方对现有制度兼容性约束的务实认知。

关键词：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制度兼容性；经贸合作协定；贸易便利化；欧亚经济委员会

二、引言

深入阐述研究问题的宏观背景与现实意义

自二零一三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BRI）以来，欧亚大陆的经济地理和地缘政治图景正经历一场结构性的重塑。在这片广袤的区域，最主要的经济一体化机制便是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因此，“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通常简称“一带一盟”对接），自二零一五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之日起，便成为区域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核心战略。

“一带一盟”对接的战略意图是宏大而明确的：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共同经济空间，实现从太平洋到欧洲的互联互通。这一合作不仅涉及铁路、公路、能源管道等“硬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深层次、更具挑战性的，是贸易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标准、法律法规等“软基础设施”的协调与统一，即制度兼容性问题。如果“硬基础设施”解决了“能通”的问题，那么“软基础设施”的兼容性则决定了“通得快、通得顺、通得久”的问题。

当前国际形势下，“一带一盟”对接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俄两国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都将“一带一盟”视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维护多边主义和区域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战略锚点。因此，对这一战略对接进行制度兼容性的专业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合作的现状与瓶颈，更对预测欧亚大陆未来的经济一体化前景具有关键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明确、具体地提出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尽管政治层面的推动从未停歇，但“一带一盟”的制度对接却是一个复杂、渐进且充满张力的过程。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以欧洲联盟为蓝本的“关税同盟”，具有高度的超国家机构属性和统一的对外贸易壁垒；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一个开放、灵活、以项目为驱动的双边合作网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哲学，构成了对接中的内在冲突。

本研究将立足于二零二四年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中国商务部联合声明（或相应级别会晤的成果，因其代表了最新的制度对接进展），旨在解决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对接”的制度哲学差异及其主要障碍：“一带一路”的“倡议”哲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税同盟”哲学，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如何体现在关税、非关税壁垒、技术法规等具体制度领域的？

2.制度兼容性的务实进展：二零二四年双方高层会晤的联合声明，在哪些具体的制度领域（如贸易便利化、技术标准、电子商务等）取得了实质性的、可操作的进展？这些进展是如何利用二零一八年签署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这一法律框架的？

3.联盟内部的制度协调困境：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由五国组成的超国家实体。联盟内部成员国（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在与中国的对接议程上，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对联盟中央机构的授权存在哪些差异？这种内部的制度协调困境，是如何影响“一带一盟”整体制度兼容性进程的？

清晰地陈述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以及本文的结构安排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一带一盟”对接法律框架和最新官方声明的系统解读，精确界定其制度兼容性的现状、主要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