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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实践中的传统现代张力研究

摘要：在当前中国乡村振兴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以移风易俗为目标的农村红白理事会作为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社区组织被广泛推广。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红白理事会在其实践运作中，所内嵌并试图调和的传统逻辑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深刻张力。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对理事会章程的解读以及对相关实践的观察，剖析其在规制婚丧嫁娶等乡土仪式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研究发现，红白理事会并非一个单向度的国家政策执行工具，而是一个充满协商与博弈的场域。它一方面承载着国家推动的理性化、标准化、节约化的现代治理诉求，试图以统一规章约束村民的仪式性消费与行为；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面对并回应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情、面子、互惠网络与代际伦理等传统价值。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理事会的实践呈现出一种刚性规制与柔性变通相结合的混合形态。理事会的成功运作，往往不在于其对传统的彻底革除，而在于其能否巧妙地将现代治理的规则嵌入传统社会的情理结构之中，创造出一种既符合政策导向又被村民所接受的地方性现代。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红白理事会是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在仪式领域互动的一个缩影，其间的传统与现代张力，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调适性与协商性特征。

关键词：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基层治理；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引导和改造长期积淀形成的乡风民俗，成为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其中，婚丧嫁娶仪式中的人情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现象，即所谓的红白事负担，不仅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在此背景下，作为旨在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农村红白理事会应运而生，并被各级政府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模式加以推广。

红白理事会通常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由村内德高望重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其核心职能是通过制定章程、事前报备、现场监督等方式，对村民举办婚丧嫁娶活动的规模、标准、流程等进行规范和引导。从政策设计的初衷来看，红白理事会无疑是现代国家理性向基层社会渗透的产物，它试图用标准化的、可量化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准则，来取代传统的、人情化的、繁琐铺张的旧有习俗。然而，乡土社会本身是一个由血缘、地缘、业缘交织而成的复杂共同体，其运行逻辑深受礼俗社会传统的影响。婚丧仪式在传统社会中，远非简单的个人家庭事务，而是维系社会网络、确认社会地位、表达代际情感、实践社区互惠的重要公共展演。因此，一个旨在改造这些核心仪式的外部治理工具，必然会与乡土社会内在的文化肌理和运行逻辑发生碰撞。

这就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移风易俗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国家治理意图与乡土社会传统交汇点的红白理事会，是如何处理和调适现代性要求与传统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的？这种张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理事会又是通过怎样的协商策略与实践智慧，在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与共存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达成以下目标：首先，揭示红白理事会所承载的双重属性，即作为国家政策代理人与社区利益协调者的复杂身份。其次，分析其在具体规制实践中，传统与现代张力所引发的矛盾、妥协与创新。最后，立足于此，对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及其复杂性提供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引言之后，将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随后阐明本研究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论文的核心部分将集中呈现并讨论红白理事会实践中的多重张力；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全文观点，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二、文献综述

围绕农村红白理事会及其相关的基层治理与风俗变迁议题，学术界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和经验基础，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

第一，关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国家权力渗透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探讨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延伸至乡村社会。部分研究强调国家力量的建构性作用，认为通过村规民约、一事一议、网格化管理等现代治理手段，国家有效地重塑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态与运行规则。红白理事会被视为这一进程的典型案例，是国家推动社会风气向文明、现代方向转变的有效抓手。然而，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国家权力在基层遇到的阻力与变异，提出了国家权力的文化网络、政权的基层运作等概念，指出正式的制度在进入乡土社会后，往往会受到地方性知识、人情网络和非正式规范的过滤与改造。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红白理事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在非正式场域中的运作逻辑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框架，但较少聚焦于婚丧仪式这一特殊领域，对其间的文化冲突与调适过程分析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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