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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

一、引言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降低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为各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与单一关注碳排放总量不同，碳排放强度更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约束的动态平衡，是衡量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然而，现实中碳排放并非孤立存在——一个地区的产业布局、能源结构调整或技术创新，不仅会影响本地碳排放强度，还可能通过产业关联、技术溢出或污染转移等途径，对周边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传统计量模型（如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因忽略空间相关性，往往无法准确识别这种跨区域的交互影响，导致政策效果评估出现偏差。

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l,SDM）作为空间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工具，通过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反映“邻居”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反映“邻居”解释变量对本地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够更全面地捕捉区域间的空间依赖关系。而效应分解作为SDM的核心分析环节，通过将模型估计结果拆解为直接效应（本地变量对本地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间接效应（本地变量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为理解碳排放强度的驱动机制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系统探讨空间杜宾模型在碳排放强度分析中的应用逻辑、效应分解方法及其政策启示。

二、空间杜宾模型与碳排放强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空间杜宾模型的核心特征

空间杜宾模型是空间计量模型家族中的“全能选手”。与仅考虑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的空间自回归模型（SAR），或仅考虑误差项空间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SEM）不同，SDM同时包含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y)，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X)，()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系数）。这种设定使得SDM能够同时捕捉两种空间效应：一是碳排放强度本身的空间集聚性（如“高排放强度区”周边易形成“高排放强度邻居”）；二是解释变量（如产业结构、能源效率）通过区域间经济联系对碳排放强度产生的溢出影响（如某地区提高能源效率后，可能通过技术扩散降低周边地区的能源消耗强度）。

（二）碳排放强度的空间依赖性：模型适用性的前提

空间计量模型的应用需以变量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为前提。碳排放强度的空间依赖性可通过莫兰指数（Moran’sI）等方法检验。实际研究中，大量经验证据表明，碳排放强度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一方面，相邻地区因产业同质化（如重工业集群）或能源结构相似（如均依赖煤炭发电），可能形成“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模式；另一方面，跨区域产业链分工（如甲地生产原材料、乙地加工制造）会导致碳排放责任的空间转移，进一步强化空间相关性。例如，某工业大省的“去产能”政策可能直接降低本地碳排放强度，但周边依赖该省原材料供应的地区可能因产业链波动被迫使用更高排放的替代原料，间接推高碳排放强度。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恰好契合SDM对空间交互效应的捕捉能力。

（三）效应分解的方法论意义

在传统非空间模型中，回归系数仅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影响”，但无法区分这种影响是源于本地因素还是空间溢出。而SDM的效应分解通过计算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偏导数矩阵（考虑空间权重矩阵的作用），将总影响拆解为三部分：直接效应（本地解释变量变动对本地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间接效应（本地解释变量变动通过空间溢出对其他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这一分解不仅能回答“哪些因素主要影响本地碳排放强度”，还能回答“本地政策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为制定跨区域协同减排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三、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特征与模型构建

（一）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性分析

要应用SDM，首先需刻画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我国区域数据为例（注：此处为示意性描述，非真实数据），东部沿海地区因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能源效率较高，碳排放强度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但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密集区，由于区域内产业分工高度协同，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增强——某城市的低碳技术创新可能快速扩散至周边城市，形成“低排放强度集聚区”。而在能源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如煤炭主产区），因工业以高耗能产业为主，碳排放强度呈现“高-高”集聚特征，且相邻地区间的碳排放强度波动具有同步性（如某煤矿产区限产后，周边依赖该煤矿的电厂可能因燃料短缺改用高排放的散煤，导致碳排放强度同步上升）。

（二）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构建SDM时，需结合碳排放强度的理论驱动因素选择解释变量。通常包括：

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理论上，随着经济增长，地区可能经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即初期经济增长推高碳排放强度，后期因技术进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