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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价格歧视规制路径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算法技术已深度渗透至消费、服务等多个领域，成为平台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的核心工具。然而，部分平台利用算法实施的“价格歧视”行为逐渐显现：同一时间、同一商品或服务，不同用户看到的价格可能天差地别——新用户享受“首单优惠”，老用户却被“悄悄涨价”；高收入群体搜索商品时弹出高价选项，低收入群体则被推送低价“低配版”……这种依托算法精准识别用户特征、动态调整价格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更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规制路径，规范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成为数字经济治理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算法价格歧视的现状与危害

（一）算法价格歧视的表现形式与特征

算法价格歧视是指平台企业通过收集用户的消费习惯、地理位置、设备型号、支付能力等数据，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画像”，进而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价格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具有显著的隐蔽性与技术性特征：

从场景看，主要集中于高频次、高粘性的在线消费领域，如电商平台的“千人千价”、网约车的“动态调价”、在线视频平台的“会员分级定价”等。例如，用户多次搜索某类商品后，再次访问时可能被推送更高价格；同一时间叫车，不同手机型号的用户看到的预估车费可能存在差异。

从技术逻辑看，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用户分群—价格测试—动态调整”的闭环实现精准歧视。数据收集环节，平台利用Cookies、设备指纹等技术获取用户行为轨迹；用户分群环节，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将用户划分为价格敏感型、品牌忠诚型等不同群体；价格测试环节，对不同群体投放不同价格并观察购买率，最终确定“最优歧视策略”。这种技术驱动的定价模式，突破了传统价格歧视依赖人工判断的局限，歧视精度与覆盖范围呈指数级增长。

（二）算法价格歧视的多重危害

算法价格歧视的蔓延，对市场主体、消费者及社会整体福利造成了多维度冲击。

对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损害是经济利益的损失。研究表明，部分高频消费领域中，价格敏感型用户（如学生、老年人）因算法歧视多支付的费用可能占其单次消费金额的10%-30%。更深远的影响是信任关系的破坏——当消费者发现“越忠诚越被坑”“越活跃越贵”，会对平台产生抵触心理，甚至选择减少在线消费。

对市场竞争而言，算法价格歧视可能扭曲市场信号，阻碍公平竞争。大型平台凭借数据与算法优势，通过歧视性定价挤压中小商家生存空间：一方面，平台可能要求入驻商家接受“最低价协议”，限制其自主定价权；另一方面，利用算法将流量导向自营商品，通过高价歧视削弱第三方商家的竞争力。长此以往，市场可能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淘汰”的垄断格局。

对社会整体福利而言，算法价格歧视可能加剧分配不公。由于算法倾向于从高支付能力群体中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低收入群体虽可能获得“低价”，但往往对应质量更低的服务（如网约车的“拼车优先”“车辆老旧”）；高收入群体则因信息劣势支付不合理溢价，最终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

二、算法价格歧视规制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模糊性

当前，我国针对价格歧视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反垄断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但这些法律对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存在明显短板。

其一，法律定义的模糊性。现有法律中“价格歧视”的界定多针对传统商业场景（如“相同商品对不同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别价格”），而算法价格歧视具有“动态性”“隐蔽性”“技术性”特征——价格差异可能并非基于成本差异，而是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识别；歧视行为可能发生在“一对一”场景中，难以通过传统的“交易相对人”标准界定。

其二，举证责任的失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消费者若要证明平台存在算法价格歧视，需自行收集平台算法逻辑、用户分群依据、价格差异数据等核心证据。但平台算法通常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披露，消费者既无技术能力获取算法底层数据，也难以证明价格差异与用户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维权成本极高。

其三，法律责任的弱化。现有法律对价格歧视的处罚多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为主，罚款额度通常为违法所得的1%-10%。相较于平台通过算法歧视获得的巨额利润（部分头部平台单季度因价格歧视增加的收入可达数亿元），这种“低成本违法、高收益回报”的现状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二）技术治理的复杂性与信息不对称

算法的“黑箱特性”是规制的最大技术障碍。平台算法通常由复杂的机器学习模型构成，其决策过程（如如何将用户数据转化为价格）具有高度不可解释性。即使监管部门要求平台披露算法规则，平台也可能通过“模糊描述”（如“综合用户消费习惯、市场环境等因素定价”）规避核心信息披露，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判断价格差异是否基于合理成本或市场竞争，抑或纯粹的歧视性目的。

此外，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技术鸿沟”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平台拥有专业的算法研发团队与海量数据资源，而监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