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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恶意抢注的行政与司法规制

引言

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核心标识，其经济价值和品牌效应愈发凸显。然而，部分市场主体为谋取不当利益，利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制度空间，以“搭便车”“蹭流量”为目的，通过囤积、抢注他人未注册商标、知名人物姓名、公共领域词汇等方式实施恶意抢注行为。此类行为不仅侵害了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阻碍了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品牌经济的健康发展。面对这一乱象，我国通过完善商标法律体系、强化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协同发力，逐步构建起多维度的规制体系。本文将围绕行政与司法两大维度，系统梳理商标恶意抢注的规制路径，探讨其运行逻辑与实践效果。

一、商标恶意抢注的现实样态与危害

理解规制措施的前提是明确规制对象。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并非法律术语，而是对一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标专用权现象的概括性描述。其核心特征在于“恶意”，即注册人在申请时明知或应知其行为会损害他人权益或公共利益，仍以获取商标权利为手段追求非法利益。

（一）典型表现形式

从实践案例看，恶意抢注主要呈现三种典型样态：其一为“攀附商誉型”，即针对已具有一定知名度但未注册的商标（如老字号、新兴网红品牌），或名人姓名、影视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公众辨识度的标识进行抢注。例如某市场主体在餐饮服务类别抢注“某知名作家笔名”，试图借助作家的公众影响力为自身商品引流。其二为“囤积牟利型”，表现为批量申请注册与自身经营无关的商标，少则数十件、多则数百件，待价而沽转卖他人或通过诉讼索赔获利。这类注册人通常不实际使用商标，而是将其作为“商标黄牛”的交易标的。其三为“公共资源侵占型”，即抢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词汇，如地名、历史文化术语、社会热点事件关键词等。例如在某重大体育赛事期间，抢注赛事名称或吉祥物标识，试图通过后续维权限制他人合理使用。

（二）社会危害性分析

恶意抢注行为的危害具有多维度特征。对在先权利人而言，其辛苦积累的商誉可能被他人“截胡”，后续维权需耗费大量时间与经济成本，甚至可能因商标被抢注而被迫更名，造成品牌价值的严重损失。对市场秩序而言，恶意抢注扭曲了商标制度“保护注册、鼓励使用”的初衷，导致大量“闲置商标”占用行政资源，干扰了商标注册秩序，增加了真正需要注册商标的市场主体的申请难度。对公共利益而言，公共领域词汇被私人垄断后，可能限制社会公众对文化符号、地理标识的合理使用，阻碍文化传播与地域经济发展。例如某地方特色农产品因核心地名被抢注，当地农户在包装上使用该地名反被诉侵权，严重影响了区域品牌的打造。

二、行政规制：全流程监管与主动干预

行政机关作为商标注册与管理的职能部门，在规制恶意抢注中承担着“前端审查、中端监督、后端纠正”的全流程监管职责。我国《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明确将“禁止恶意注册”作为基本原则，并通过细化审查标准、完善异议程序、强化事后撤销等机制，构建起行政规制的立体网络。

（一）注册审查阶段的严格把关

商标局在受理注册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的实质性审查是防范恶意抢注的第一道防线。审查人员需重点核查三方面内容：一是申请人的主体资质与经营能力，若申请人在多个类别大量申请与自身经营范围无关的商标，且无合理使用意图，可初步认定为恶意；二是商标标识的显著性与合法性，对明显模仿他人知名商标、使用公众人物姓名（无授权）、涉及公共资源的标识加强审查；三是结合商标数据库进行相似性比对，防止“傍名牌”行为。例如，针对近年来“姓名商标”抢注高发的情况，商标局专门出台审查指引，要求申请人提供权利人授权文件，无正当理由使用他人姓名的不予注册。

（二）异议程序的社会监督机制

异议程序是社会公众参与商标注册监管的重要渠道。任何单位或个人若认为初步审定的商标存在恶意抢注情形，可在公告期内（通常为3个月）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异议程序的价值在于将行政审查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弥补了行政机关在信息获取上的局限性。例如，某企业申请注册“某热门电视剧主角名”的商标，该剧制作方在公告期内提出异议，主张该名称已具有较高知名度且与剧集形成强关联，商标局经审查后采纳异议理由，驳回注册申请。实践中，异议程序对遏制攀附影视、体育等领域热点的抢注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无效宣告与撤销的事后纠正

对于已注册的恶意商标，行政机关通过无效宣告与撤销程序进行事后纠正。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于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商标局可依职权宣告无效，其他单位或个人也可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无效。例如，某公司注册了200余件与知名手机品牌近似的商标，未实际使用，商标局经调查后认定其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依法宣告这些商标无效。此外，针对“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商标（俗称“撤三”），任何单位或个人可申请撤销，